疫后·艺启│广州艺博会2020艺术巡回展(广东)

活动主题:“疫后·艺启”广州艺博会2020艺术巡回展(广东)

策 展 人:彭文斌

展览日期:2020年6月20日-25日

展览地址:广东省文联艺术馆(一楼、二楼)

主办单位:广州艺博会

承办单位:广州艺时代展览策划有限公司/艺博会艺术馆

活动内容:老蓬艺术导览/交流分享会/全网直播

疫后·艺启│广州艺博会2020艺术巡回展(广东)

【展览前言】

庚子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扰乱了全球的步伐,“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共识。而今,疫情之后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价值观思考,在后疫情时期,我们正步入全新的生活轨道,艺术新篇章也正逐渐开启。

“疫后·艺启”广州艺博会2020艺术巡回展(广东)以花城广州作为第一站,汇聚41位省内外优秀艺术家的200余件(套)艺术精品,作品门类涵盖油画、国画、书法、雕塑等。这41位艺术家文化背景有别,创作风格各异,或浓墨重彩、或淡墨渲染、或精雕细刻……通过不同的角度展现当代艺术的文化传承与国际视野,赋予作品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在时代变幻中唤醒艺术新生。

而艺术作为一门集创作研究与人道关怀为一体的学科,是人类情感的自然外化,并在岁月的长河中,深刻映射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的关系。此次展览通过对省内外艺术力量的整合,从另一个角度高歌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园的依赖,更以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观念、技法创新和美学表达等,立体呈现出艺术的学术性、永恒性与关爱性。

——策展人: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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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镕彩陶》138×69cm

借古开今 推陈出新

——读王阔海新汉画艺术的几点体会

各位先生、朋友们:在我们还没有走进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艺术世界之前,首先让我们透过2200多年前的历史尘埃,回溯到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前的时光岁月之中。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年代,史上统称为大汉王朝。这个伟大王朝开国大帝刘邦,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出现又一次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时代,是继周文王、秦始皇之后而彪炳史册的“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代君主。也是中华民族走上坡路的光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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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图》138×69cm

下面我将从六个方面讲述我对王阔海先生新汉画水墨艺术的一点初浅体会:

一、新汉画的参照史料

我们都知道,大汉王朝是西汉、东汉中间包括了王莽篡权17年,共计延续了420年,两汉时期是我中华民族辉煌的一段历史。由于施行“武力文治”的国策,当时社会稳定,国富民殷,兵力四远,征匈奴,通西域远及波斯,是曾经产生“文景之治”的时代。当时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于文艺之士均得以重视,”汉武重赋,柏梁列韵”可窥一斑。特别是光武中兴,以兵力削平群雄,功以武力,德以文艺,对于绘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创置秘阁,设立鸿都学。汉王朝有视死如生,讲究孝道,重视厚葬的习俗,建有大量的宫阙、祠庙、陵寝等,这些建筑均以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而在这些建筑上面又被工匠们利用钢刀铁錾刻有大量装饰图案,其内容多为寓言掌故、天文星相、神话传说、历史故亊、车马出行、交战武库、舞乐百戏、生产场景及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图案等等。被后人称之为汉画像石刻。通过这些无法数计的大量画像石刻艺术,使我们见到当时的工匠是如何将他们的聪明才智镌刻在冰冷的石头之上,成为集雕画一体的两汉艺术的代表性符号,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中不可或缺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成为我们当代人问鼎两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的研究史料,成为我们研究继承两汉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存和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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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猎图》138×69cm 1 

在浩如烟海的画像石中,历代专家认为,最具有学术价值和艺术研究的,当属于武梁祠石室和孝堂山祠的画像石。

武梁祠,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前后,位于山东嘉祥县,画像石内容分别为神话、帝王、圣贤、名士、烈女以及历史故事等。石刻手法为阳刻,先将石面磨平,勾画出物象形体,再将周围部分凿掉,使画面凸起成阳面轮廓,最后在此轮廓内用阴线精雕细刻其结构线和装饰线条而成。从艺术特点及美学特征来看,其构图复杂而均衡,根据不同内容采用分层分格的平面构图和散点构图之法,具有强烈的装饰夸张之特征,属于汉画像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石刻艺术精品。

孝堂山祠,建于顺帝四年前,位于山东肥城,其石刻内容为大王车、宴饮,庖厨、百戏,战争,出游,狩猎,以及历史和神话故事。石刻手法为阴刻,在磨光的石面上,直接用线表现各种不同物象,其线条圆润遒劲,简约洗练,用极具弹性的减笔线描绘刻制而成。可谓以线写意绘画在画像石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是汉画像石中极具个性的线描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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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猎图》138×69cm 2

纵览散落在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历时400多年的大量画像石遗存,我们会发现,其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无论是阳刻或阴刻,还是阴阳相间的不同表现手法,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表现手法,窥见到当时从事石刻的工匠们都是具有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伟大石刻艺术家。他们利用简约而夸张的写意艺术造型,充分表现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讴歌与遐想,以及睿智而精湛的绘画水平。也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大写意绘画造型语言已经臻于成熟,为后来的中国画大写意奠定了最早的根基,用他们的才智与熟练的表现手法将中国人诗意般的写意精神凝固在一块块形制各异的石头之上,也是通过他们的天才般的创作智慧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机地组合在同一个墓室不同位置之中。成为了诠释深厚中国文化精神的史诗。通过他们创造的精美的画像石艺术展现出了两汉艺术所具有的那种古朴简约,雄浑壮阔、大气回旋的猎猎雄风,这也是大汉王朝的魂魄与时代精神的集中展示。为我们今天的人们呈现出了一派波澜壮阔泱泱大国应有的气象与风度。也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王先生的新汉画正是从这些画像石中获取了灵感和大量的创作素材。也是新汉画形成的因果关系。

各位朋友,以上我简要叙述的只是古汉画像石刻艺术的冰山一角,也是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新汉画的形成作为一个铺垫。下面让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王阔海先生是如何实现从汉代画像石艺术转换为新汉画水墨艺术的过程,共同见证他是如何从坚硬的钢刀铁錾的画象石而转换为柔软的毛笔直接书写的绘画,如何将汉画像画石刻写意形态转换为新汉画的笔墨写意绘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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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图》138×69cm

二、新汉画的形成过程

凡是从事中国画者,都应该知道一个普通的规律;就是创新难,难于上青天。一般初学者都是从传统绘画粉本或是通过临摹大师名作而获得绘画的基础技法,然后在经历长时间的磨砺而突破瓶径,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语言符号而成大家。而王先生也是几十年如一日认真向传统绘画学习,法古人之法,转益多师是汝师。从此打下坚实的传统笔墨基础。

当他经历多年的传统笔墨技能的沉淀之后,他把目光集中转移到两汉文化遗存之上,从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汉简中得到了与自己兴趣相契合的参照系。于是,他开始大量地收集整理与之相关的拓片、书籍、走访全囯諸如南阳、徐州、滕州、武梁祠等各大汉馆探蹟索隐,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与研究,他发现汉画像石所传达出的那种博大雄浑,大气古朴的审美特点,正是符合我中华民族复兴强国梦的时代精神,其中所蕴含着与我们当代文化特色相通的大量信息,他怀着这种明确的信念,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新汉画笔墨试验与理论研究。三十年如一日,废稿三千,秃笔成冢,“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其间之甘苦,只有先生自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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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王阔海先生早期探索的作品,带有大写意与石刻壁画风味的《将相和》、《孔子周游列国》、《田猎图》等初探作品可以看出其新汉画在蜕变中的艰辛与不易。这些作品中还存在着许多传统绘画的笔墨痕迹,但是在某些部分已经有了明显求变求新的尝试。当然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王先生探索新汉画的意图是明确和坚定的。如他后期的作品如《车马出行图》、《游猎图》、《陇上行》、及近期的《墨融青铜》、《彩陶对语》等新汉画彩墨作品。已经与早期的作品不能同日而语了。特别是那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宏篇巨制《飞夺泸定桥》更是运用新汉画技法绘制的代表作。从分析他后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已经将汉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精华与彩陶、青铜、壁画、剪纸、皮影等艺术精髓加以有机的融汇贯通,整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全新的现代水墨体系,并获得冲色、冲墨、破墨、破色等全新的水墨技法,將水性、墨性、笔性、纸性,心性合一而发挥到极至壮态,将中国画技法中的沒骨画法推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将上下五千年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艺术符号潜移默化的兼容并蓄的融化在新汉画的笔墨语境之中,实现了从汉画像石艺术形式与中国写意画的笔墨转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汉画笔墨形式将新汉画推向了一个高品质,高品格、高品位的文人画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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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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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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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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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局部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王先生所探索的将画像石,艺术语言转换为笔墨写意绘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彩陶图案用笔的古拙气象,以及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的方圆结构,还有行草书的“一波三折”的韵律,巧妙的运用到新汉画的人物造型之中,他利用淡墨或淡彩在宣纸之上铺陈开来,或泼、或写、或勾、或勒的用笔形式,再通过或泼彩泼墨,或破墨破彩,或泼水撞水而形成的彩与墨,水与墨色相互渗透交融晕化的互融互破的一派水墨迷离,朦胧淋漓,幻化奇诡的玄之又玄,浑然天成,人画合一,众妙归道,道法自然的奇妙效果。从他的这些新汉画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谢赫“六法”蕴含其中,从“应物象形”、“骨法用笔”到“转移默写”、“经营位置”,再从“随类赋彩”到“气韵生动”。六法具全,已经做到了万法归道,天人合一之境界,同时也做到了“墨分五色或十色”及“笔墨淋漓”,也体现了“重若崩云”“轻如蝉翼”的美学标准。实现了中国大写意绘画的“似于不似”的意象和尚意重境的创作原则,真正实现了他所追求的新汉画形态及语言结构的独特性。创造出了一种远不同古人,近不同今人的一种全新的绘画形式和理论体系,为中国大写意人物开创一种全新的 表现形态。如他所说:“我创作新汉画水墨,不是以洋求新,而是‘推陈出新’,发扬的全是我们老祖宗宝贵的精神文化艺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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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汉画的人文情结

我们在研究新汉画的形成过程,不可忽视的是新汉画创造者王阔海先生的人生成长及艺术生成的轨迹,这也是我们研究新汉画形成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王先生出生于齐鲁大地,孔孟故乡,儒学圣地,他自幼成长在浸透着儒家文化的山东招远,他自幼年在家教乡俗中耳濡目染,仁、义、礼、智、信深入其血液,自童年《三字经》、《弟子规》助其少年成长,虽是老三界受文革影响,但自参军以后深知学养对绘画之重要性,必须坚持更加自觉地学习传统文化,认真补课,象《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心经》等等国学经典日夜坚持攻读,特别是进入不惑之年后又精读《文心雕龙》、楚词《离骚》,精研古诗词歌赋,遵循格律规定,作古体诗讲究平仄工整,亦能低吟高唱,近日正在编辑《王阔海詩集》付梓出版。似这样长此以往孜孜以求,发愤忘忧、日积月累,儒释道哲学思想以及文史哲意蕴滋养着他人生成长,同时也为他后来依德游艺奠定了崇高的起点。加之他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和军艺学院的经历,系统的从绘画技法到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就了具有军人的担当与文人的家国情怀的双重人格。因此,我们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意蕴和理论研究中所体现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和积极进取精神,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充满正能量。从其绘画作品的意境中所表现出的特征来看,是老庄无为无不为的顺其自然,以及淡泊空灵,胸无挂碍,直抒胸臆,见心见性的境界中,无不展示出儒道释三家融合而成的哲学思想在其作品中“以一贯之”,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文以载道”和“助人伦、成教化”的充分体现。也是传统文人画理论中所强调的“境界”营造,所谓的“境界”指的是画家的胸臆,品学通过已已独特的笔墨语言所创作出的一种气象,一种风骨,一种意境,一种格调,一种文化精神。这正是文人画家所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他不仅十分重视画内所拥有的文化人的基本知识和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思想、情操、品格、学识、修为、责任、使命的全部内容,以及文人画家的传统文化基因所构成的东方文脉之核心。正如民国初年文人画家陈衡恪在他《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界定了文人画家必须具备的四大要素“第一品格、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在这四条中,最重要的是“人品”与“学问”,可见作为一名合格文人画家的重要标准就是强调人品与学问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良好的“人品”与丰厚的“学问”相结合的文人画家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人画。当然了,才情与艺术思想也是决定着其作品的层次与格调,也是一幅好的文人画的意象与意境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画必须要具备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是缺一不可的。如朱耷的鸟,倪瓒的寒林,郑燮的兰竹,老缶的梅花都是文人画的经典。他们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皆寄托于他们腕下的笔墨物象。正如徐悲鸿的奔马,其画内的精神内涵是象征着多灾厄的中华民族在列强铁蹄下,所具有一种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潘天寿先生的笔笔断铁,寸寸折金的“一味霸悍”的方笔铁线,所传达出的正是一种百折不挠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白石老人用他一扫传统文人画低吟轻叹的一已畅怀,而大胆地利用大红大黑的色墨对比,表现出他对于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礼赞。李若禅先生笔下的苍鹰,象征着中华民族要有高瞻远瞩雄视天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概。他们都是有责任和使命感艺术家的样板与楷模,他们就是中国文人画发展到当代所表现出的“日日新,苟日新”的代表,也是当代文人画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画家必须承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王阔海先生他义无反顾的进行新汉画的探索,正是继承发展了中国文人画这一最高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使命担当。从他所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和新汉画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中所蕴含的儒释道哲学思想和文人画特质。如他主张的“汉学为基,汉风为骨、,汉画为魂,借古开今,为民族的复兴鼓与呼。”这正是说出他新汉画的本质和意义,其本质正是一介文人画家的时代使命与现实意义。也是王先生新汉画所表现出的人文情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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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汉画的文人画特质

当我们站在新汉画面前,我们立即就会被他创作的那些水墨淋漓、气势恢宏的作品所震撼。同时也会被画中的大量诗文题跋和那些文质彬彬的甲骨文、篆隶、行草等不同书体与篆刻有机的组合,那大气磅礡的车马人物与书卷气十足的书法巧妙的结合,从而构成了文人画所强调的四大要素,也充分地彰显出王先生创作的新汉画本质是属于文人画范畴,也彰显出文人画深厚的理论支撑着他新汉画的文化精神,也是儒释道哲学思想养育了王先生的人文情怀和新汉画的丰富文化内涵。有专家评论到“其新汉画作品高扬了大汉民族博大雄浑、雄强奔放的文化精神内质,古朴典雅而富于书卷气耐得细细品味。”(刘曦林语)

文人画十分重视以诗入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宋人张舜民也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苏东坡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的结合是传统文人画的基本要素,也是文人画家对中华民族艺术史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艺术重要的传统特色,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这正成为王阔海先生在创作新汉画时所必须的遵循的不二法门。以诗情生画境,画境随诗情而生动,诗是文人画的灵魂,诗的灵性可以引领画家触景生情,再由情生意,以意构思章法用笔用墨等等方面皆深深浸入诗情的意境中,即“心有所忆谓之意。”(黄帝内经语)这种“意”的产生是画家的诗情、诗才、诗心的养育而成,画家以诗人之心观物,这物便被诗意化了,诗意化的物象已升华为超越客观物象之表象,而上升为一种传情达意的生命载体,这一切过程均以诗人之心统领着整个过程。也正是文人画所强调诗与绘画的重要性,几十年来王先生始终以诗人之心观物,每每触景均有妙句酿成,特别是他平素为人处世、治学修为的过程中均有大量的诗词作品伴随。特别是在探索新汉画的过程中,总是以诗情哲理运思构图。其中他的《古汉画石刻礼赞》长诗最为精妙,洋洋洒洒气势恢宏,意味隽永,将汉画像石的精要俯仰拾得,心游太玄,纵横往还,豁然贯通,尽显古汉画之神采,其中境界耐人寻味。遍览王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中不乏佳句珠联,妙不胜收,如“大汉精神出大化,云烟满纸动灵犀。”“狂飙破格迷天野,巨眼搜新慕汗青。”“贯古通今涵六义,雄浑鸿懿索五经”等等。真可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吟咏性情,华章天成、慧心偶得、天俯风动、象外之象、意外之意、耐人思、耐人品、耐人悟。王先生有云:“坚持诗画同律、书画同源、坚持用笔规律,重书卷气,重笔墨诗序语言的意境营造,坚持中国文人画的诗书画印四者并修的致学规律是我探索新汉画的四原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对于诗词在新汉画中的重要位置。下面我们在来看看王先生是如何在新汉画中实现“书画同源”的,他在创作新汉画过程中始终坚持写意绘画的书写性用笔,特别是他需要从书法中体悟出用笔用墨的韵律和节奏,还有书论中所强调的风骨、意匠、情调、品次等等注入新汉画的创作实践中。纵观王先生对书法的全面修炼,可以看出他是亲历了王国维关于诗的三个境界,即从“望断天涯路”到“为伊消得人憔悴”最终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高境界。在他研习书法的过程中,他上溯古籀、下追明清、广积博收、厚积薄发,在书体方面从甲骨文、金文大篆、汉隶、汉简、章草、楷书、行书、大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形成了属于自己悠然淡远,平和浑穆、迥异流俗的书卷之气象的总体风格。他在甲骨文篆隶方面着力尤甚,他的用笔如锥划沙,铁划银钩,力透纸背,形成了古朴俊逸、浑穆高古之气象。做到了在传统中求变化,在变化中见传统的书法创作原则。我十分欣赏他笔下的行草书、任性情逍遥挥洒,使转得法,张弛有度,时作龙腾蛇奔,虎啸熊吟,时作云行水绕溪流涓涓,时作云崩石裂雷声滚滚。妙在灵犀,妙在天籁,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真正体现出了易学“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核心,以及老庄的阴阳互易的宇宙哲学。如他所说在书写的过程中“心松才得手松,手松则自由出。”只有心松和手松才能充分体现出无为而无不为的散淡自由精神汇于毫端。如美学家付景生评论王先生其书法“有先秦英气、汉魏风骨,晋唐气象,宋元格调,明清趣味。”付先生评论中肯,一言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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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精通书法与绘画之奥妙,因此,才有他分别在书法与绘画两个系统相互参悟,相互融合,相互补益,既能以书入画,又能以画入书,互为补充,使绘画与书法相得益彰,达到人书俱老,书画俱佳,浑然天成的境界。也正是因为他将书法的法则与新汉画技法有机的结合,才使得他的新汉画臻于美轮美奂的境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王先生是如何对待文人画中四大要素之一印章的观点,他历来倡导学中国画者,必须要精通金石篆刻。因此在他所创作的新汉画作品中就从来不敢忽视印章的存在,他不仅特别注重印文内容与印章形制作为新汉画布局构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依据画面构图和意境的需要选择用印、或用多,多到一幅画十几方,或用少,用少仅一两枚足矣。其印文多为励志、修为以及国学诗文章典名句。王先生虽然治印不多,但他深谙传统印学之奥妙章法、篆法、刀法、及各种不同石料如数家珍,其中的断、崩、残、缺的金石之趣,秦晋玺文的松散,汉印的浑厚大气,明清印的文人雅趣,以及皖浙各派印学特点也烂熟于胸,他十分欣赏吴昌硕的纯朴大气和齐白石的率真灵动之印风,他经常称赞齐白石老人敢于跳出前人窠臼,自成面貌。正如寿翁所言“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是 也。”他还说“中国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增强了中国绘画在艺术性上的广度与深度,与中国的传统戏剧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潘先生所言至笃至诚,掷地有声。

综上所述,王先生创作的新汉画包含了传统文人画的特殊内质,他的新汉画实现了绘画与儒家的入世,老庄的超然,禅宗的空灵、易学的阴阳哲学相结合;绘画与诗文、书法、印学、构成学相结合;绘画与艺术理论学术研究、个人修为相结合;绘画与时代精神,家国情怀,一已怀抱相结合。正是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等领域的乐业锲而不舍刻苦努力,终于将他所探索的新汉画艺术臻于完善。为推动文人画的复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中国绘画技法方面填补了空白,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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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汉画的启示

王阔海先生历时三十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实现了将古汉画像石艺术到新汉画转换,又将新汉画与文人画写意笔墨艺术语言的转换,它给我们的启示正如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试想一下,两汉古画像石艺术遗存,经过王先生刻苦探索而能穿越时空从先秦走来,转换为今天当代人进行艺术创作的参照,并能形成一种具有当代艺术审美特征的绘画形式,成为为时代塑魂,为时代立传的载体。这种转换过程正是雄辩的证明了王先生新汉画给我们的启示:(一)、凡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绝对不是只能摆在博物馆供人参观瞻仰的文物,它们都是饱含着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一但被唤醒它必然会“当春乃发生”而成长为充满深厚文化精神的参天大树。具体点讲,凡是属于我中华民族祖先所创造那些无法计数的饱含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遗存,如彩陶、甲骨、岩画、青铜、三彩、陶俑、古建等,皆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艺术家攀登艺术巅峰的阶梯;皆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开创艺术新纪元的崇高起点;皆可以成为我们今天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最好参照系。又可以成为那些数典忘祖,自毁家庙的洋奴的一部教科书,还可以成为那些食古不化者的一剂良药。我们对传统文化抱以敬畏之心,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保守派。我们认为古代文化遗存中有精华亦有糟粕,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正确的分析事物多重性,是需要我们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给予正确区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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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来看,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随之皇家审美体系的终结,蔡元培推行的西方艺术教育模式,陈独秀的“美术革命”还有“文化梳理论”、“罪为文人画论”、“中西融合论”还有后来的各种思潮运动等,先后百年的中国画四次大争论,其中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其中的负面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可以说四次大争论无以例外矛头直指文人画,从此以后文人画成为众矢之地,使得很多文人画家生不逢时,使得几千年形成的文人画这一艺术结晶被批判,被打击与谩骂。从“无可奈何花落去”到“漏船载酒泛中流”的窘境,不能不使我们扼腕叹息!然而,王先生新汉画的诞生又一次证明了对于传统文化遗存,敢于充分的利用,并挖掘出其中内在的深厚文化学内容,就能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就能焕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如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我想,只要国人的血液中还遗存着祖先文化基因;只要国人的生命中还存留着先祖的原始基因;只要国人的生活中还信守着儒释道传统基因;只要国人还在使用汉字的记忆基因,文人画就不会消亡。因为它是中国绘画艺术真、善、美的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它是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发展性,它会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自我进化,必然会永葆青春活力,大木常青。这就是王先生新汉画给我们的两点重要启示。

疫后·艺启│广州艺博会2020艺术巡回展(广东)

六、新汉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新汉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首先要列举两位近代美术的巨擘,即潘天寿和齐白石,他俩人都是复兴文人的大师巨匠。他们是近代美术史最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代表人物,潘天寿学术价值在于,以他“一味霸悍”的美学追求,以折铁屈金的方笔铁线,彻底改变了在他之前的孱弱低迷的绘画风气,给当时的画坛吹进一股“强其骨”的时代新风,开始了中国画的新纪元,成为改写当代美术史的画家兼教育家,是建国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代宗师。另一位齐白石先生,他老人家的学术价值在于,他从一介布衣,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成长为一名具有诗,书、画、印四绝的文人画家,从传统笔墨中独立出自己“齐家样”,从生活提炼出旧文人画家不耻的素材,扩大了文人画的表现领域,将传统文人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走向民间,走向现实生活,用他独创大红大黑的强烈色彩对比,为文人画的复兴添上一抹亮丽的曙光,而成为引领文人画走向现代的旗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阔海先生新汉画的学术价值,他的学术价值反映在他能将传统笔墨技巧与古汉画像石艺术的转换方面,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将古代文化遗存转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探索者,从而为中国美术史贡献出了一种全新绘画技法,一种特殊的没骨法绘画符号,他又将这种特殊的绘画技法和艺术符号与文人画的四绝要素相结合,在漫长的艺术探索实践中将自己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臻于完善。使其绘画作品达到了立论精微,学养醇厚,人品纯正,意匠高华之境界。为新时代文人画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途径,为丰富中国人物表现技法绘画增添一种新技法和表现形式,为复兴文人画探索出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艺术创作之路。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自觉将自己畅怀抒情的文人情结与家天下的大情怀相融合,使他新汉画成为为民族谋复兴立传,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鼓与呼,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时代艺术家的使命与担当,这就是新汉画所具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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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我还没有谈及新汉画的现实意义时,我想先请诸位共同重温韩国艺术理论家金兑庭先生对于中国画坛现状所提出的忠告,他说:“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更不是其他什么画,而是文人画,文人墨客画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所在,中国哲学的不可言传的思想与精神,统统反应在文人画的笔墨境界里。”金先生言辞凿凿,一语道破天机,直指近代中国画坛时弊。我们再来听听潘天寿先生怎么说“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国之大师的谆谆教导,说出一个被当下美术界人为废弃的一个极其严肃的学术话题。特别是当下风靡主流画家的“只要形式,不要内容”的一些外来异域洗脑式的观念,将仅有的一点点文人画的星星之火也被人为扑灭了,文人画家遭此不公正的待遇。于是乎,偌大的一个国展中传统写意画几乎绝迹,而被大一统的描、摹、抠、擦等简单的制作工艺画所代替,严格的传统技法的绘画,被那些自命“创新”的 “大作”所代替,展厅四壁高悬的是那些又密又大而无血无肉更无灵魂可言的作品所代替。更有甚者,五千多年的画史画论被某些衔着洋人瘦骨头的歪嘴和尚给支解的体无完肤,洋人的一句“不科学”、“没有透视感”几乎使得自唐以来,几千年形成的精英文化与国粹艺术的文人画如中国中医一样被人为的否定了。俯察当下画坛数以万计的空前繁荣的中国画界,真正能称的上文人画家不过三五人,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十分残酷的存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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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深知现实国画界的危机,他继齐白石、潘天寿、李若禅之后又一次攀起复兴文人画这面千疮百孔的幢幡。他复兴文人画的理念,是从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汲取了无限的能量,借助于新汉画的雄强气魄,高扬着汉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风扬,威加海内兮守四方”的泱泱大国的精神气质,以再塑我中华文化大气磅礴气象为宗旨,以复兴我中华艺术雄视古今独步天下的特质为己任。实现了他“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传承民族传统之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的承诺,打破二十世纪以来由水墨加西洋素描造型的思维模式。“新汉画艺术不仅对中国画传统是个突破,对现代美术也是一个突破”刘曦林先生如是说。这正是新汉画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为了真正将新汉画现实意义和创作高度推广开来,他无论是在清华美院高研班授课,还是在中央国家机关美协内部学术研讨,还是在平时各种艺术论坛上,他都大力倡导“当代国画家需要补课”的学说和学术教育理念。他认为:其一、要补上多年来被忽视的个人修为的国 学课和文史哲知识课;其二、要补上缺失的书法基本功训练课。只有这两个方面同时提升,才能真正改变当前中国画苍白空洞的形式主义,改变流行于国画界重描摹的制作之风,真正提高中国画的创作质量,回归中国文人写意画的尚意重境的特质;重返中国画的文气与书卷气,回归中国画书法用笔的书写特性;回归中国画的精英文化和国粹艺术的神圣地。

这是因为科学具有双刃剑和历史发展的双重原因;其一是我们近百年来经历了钢笔字代替毛笔书、电脑代替钢笔字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却使得我们离书画同源的本源越来越远。其二是近百年来我们提倡白话文和作散文诗,特别是受文革文化大断代的影响,我们把文言文和讲平仄讲挌律的诗词歌赋丢掉了,当代人读古文若读天书,作诗大多是顺口溜,这是个普遍的文化存在现象。其三是自照像技术与油画传来,把国人的审美观弄颠倒了,看画不是论笔墨高低书卷气如何,而是单纯看像不像,细不细,写实不写实了。大多人评价画都是大呼:“这画画的真象,跟印得一样!”而宋苏东坡早有言”看画论形似,见与儿童邻。”可见与儿童为邻之见者众矣。其四是近百年来在提倡向西方油画学习的同时,我们把文人画写意精神丢掉了,有的把国画画到油画那去了,把写意笔墨变成了抠素描……君不见全国大展皆是结合油画效果的工笔重彩绘画吗?此类画不用题诗不用题字全封闭式构图,落穷款盖个章足矣。这一切足以说明上个世纪一百多年我们向西方学习学过了头!现在到了切实落实习主席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关健时刻!只有传统文化回归,真正读懂弄通老袓宗给我们畄下的文化精华,才能做到文化自信,要读懂弄通就要补传统文化课,要回归文人画的写意精神就要补好书法基本功训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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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阔海先生正是站在历史发展的时代的高度,实事求是地来替当代画家进行自省自悟的。几十年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读书不畏难,攻书不畏艰。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此日往,日积月累王阔海先生能作一首首讲平仄合格律的古体诗,能写甲骨、大篆、楷、行、草各种书体且达到真正的书家高度,新近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出版的”王阔海诗、书、画三卷一合装的大红袍一书就是佐证。王阔海先生正是以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切实的学养修为来提高新汉画的创作品位,也是新汉画现实意义的扩展与延伸,也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思想者,在人们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提醒我们将要面临的危机。我认为这种提醒不仅仅是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他说:“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只有坚持艺术创作紧密与时代,民族、社会现实相结合,才是中国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才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更值得庆幸的是王阔海先生所独创的新汉画水墨技法于2018年获国家发明专利权,这是从国家层面对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创新给予了高度认可并享有知产权保护,成为自建国以来中国画技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权第一人。在这里我再一次祝愿王阔海先生和新汉画乘借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继续实现着自己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谋复兴。以上所言,仅是我一家之见,水平所限,远未谈深谈透。诸君若有疑义,那就请您到王先生新汉画长廊中作一番卧游吧。我想,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作为结束语,“历史自有公论”!                                                                                                                                                 姜也

于二0二0年三月禁足防疫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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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阔海、中国新汉画水墨艺术创始人。1952年出生于山东招远市,1970年入伍,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中央电视台大型高端人物访谈“影响力时代”栏目艺术顾问,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汉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清华、人大、荣宝斋画院高级研究生导师。2018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国家发明专利权证书,成为建国以后中国画技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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