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生是当代画坛的著名人物画家，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值得”研究”的画家。他是一个有着饱满创作激情思想活跃的画家，他有着多种面目、多种风格，展现了他多方面的创作才能。他画国画，也画油画；画重彩，也画水墨；笔下一会儿唐人诗意，宋词意境，一派风花雪月、诗情画意的样子，雅得不行； 一会儿提笼溜鸟、天桥卖艺、糖葫芦大鼓书，民风民俗， “土”得掉渣； 一会儿又”风云突变”，《红酒醉语》、《都市软影》、《水墨人体》， 以错乱夸张的色彩、线条、造型表达现代社会的躁动、冲突和矛盾，完全一副现代水墨的面目，”洋”得可以。 美术界的朋友称其为”不安分的赵俊生”、”看不懂的赵俊生”。
饶有兴味地是，让人”看不懂”的赵俊生，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却是得风得雨，广有人缘，在学术圈子里，也丝毫不寂寞，许多很”学术”、很”品位”甚至很前卫的画家把他引为知己，”深圳双年展”之类学术性很强的展览，都不会有他的缺席。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春元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赵俊生:”职业画家夹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创作一旦获得市场认可，便开始长时间的自我抄袭。赵俊生是少数不被市利所囿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断地展出、获奖、印刷出版，被中国美术馆、北京图书馆、国内外企业和私人收藏。盛名之下，他依然用笔表达着'推陈出新'的激情……”
日前，笔者在赵俊生略有些逼仄的画室采访了他。
张恩昌：听说令尊是著名老一辈山水画家、被称为”津门八老”之一的赵松涛老先生。历来画坛上父子画家很多，子肖其父的情况比较常见，不少”名门之后”往往亦步亦趋地因循着前辈的规矩，抱着本门的渊源家学，山水着家传的山水，花鸟着家传的花鸟，一辈子吃着”某某后人”、”某某门下”这碗饭。而您的艺术风格跟父辈却看不出什么直接联系，甚至完全是”两条路线”，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赵俊生：我从小喜欢画画确实是受了家庭影响的，但父亲并没有手把手教我他的东西，也并不要求我一定走他的路，而是给我指了一条比较”开明”的道儿，让我从素描速写打基础， 用水墨临列宾的素描，这让我一生受益。后来考上中央美院附中，附中毕业赶上文革，1969年去部队，种了几年水稻。那些年虽然没有直接从事艺术创作，但对艺术的那份执着和热情却没有磨灭，一直坚持画一些肖像和风景之类练笔。1971年很幸运地分到中国美术馆做展览编辑。在美术馆看的多、接触的多、分析研究多，对展览作品的优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以后的创作是有帮助的。但因为太忙动手很少。有一段时间给人美社《连环画报》画连环画，应邀为一些出版社画单本连环画，还得过奖。这其中画的外国题材较多，像《伊利亚特》、《青铜宝剑》等，因为画这些题材，对外国文化接触较多，对后来的创作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水墨画”的形势下，我又重拾起自己的水墨创作；初不欲示人，后在一些美术界名家、朋友的肯定和鼓励下， 陆续参加一些活动。这些年参加的展览大体计有 “第一届新文人画展”、”第三届新文人画展”、”中日水墨画展”、香港三次个展、德国两次个展、美国一次等。
张恩昌：在中国有所谓”一招鲜，吃遍天”的说法，当今画坛也还有不少人扛着这”王”那”王”的招牌行走江湖，而你的作品从题材到形式好象都有多种面目，这些年你好象不断地在变，这对培育作品的市场显然不利–作为中国美术馆画廊的主管，您对这一点也一定很清楚。美术圈的朋友说你是一个”不安分的画家”， 但每涉入一个领域，却都很到位，这是不是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赵俊生：法国有位雕塑家说过，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创新的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很佩服毕加索，他有时期感，每个时期作品的风格、调子都不一样。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作为一个现代画家，应该多方面研究、尝试，有失败，也会有收获。重彩、水墨、油画、综合材料，我都画，都去尝试、探索。总是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激发我去感觉去表达。至于市场，在现在的环境里，画家不可能不考虑，但也不能一味地去迎合。市场效应可以成就或者说成全一个画家，也可能毁了一个画家的才情和创造性。 张恩昌：不管是从评论家的评论、画家的看法，还是从你作品本身的总体风格来看，你一直是比较重视继承传统的，对中国的传统笔墨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但同时你的作品又是很”现代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否是你对中国画创新作的探索和思考？另外，您作为中国美术馆的展览部主任，可谓见多识广，请您借着这个话题谈一点对当代中国画改革的看法。
赵俊生：总体上说，我还是偏爱传统的中国画，握一管毛笔在宣纸上挥洒、经营所产生的笔情墨韵，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山水、花鸟我都画过，喜欢石涛、八大、任渭长等。同时，可能因为我当年画过大量国外题材的连环画以及画油画的关系，对西方的东西不排斥，能接受一些现代西方的艺术理念。另外，去国外展览时，接触西方绘画、文化较多，感觉中国画也要创新发展，要有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笔墨当随时代”，笔墨语言要有所改变。有了这种认识，自己就实践着做一些探索。不久前德国美因茨大学邀请张志中先生和我到那里作题为”传统与新风”的展览，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代表了目前中国画的一种创作状态。 说到当代中国画的改革问题，让人担忧的一个情形是，有些有功底的画家，守着老套，不愿创新，年轻画家想创新功力又不够。两方面结合，中国画应该有一个好的前途。
张恩昌：在您的作品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可能接触您作品的人都会注意到，–那就是您的很大一部分作品的内容、题材是”土”得掉渣的天桥把式、民风民俗等，而从形式上却很现代很时髦或者说很”洋”。您是怎样折衷中西，调合”土”、”洋”的？
赵俊生：最土的东西往往挖掘出来是最洋的， 最原始的也往往是最现代的，许多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审美上。就作品内容讲，原来我也画古代人物，画唐人诗意图之类，但因为没有了古人的生活环境，画起来总感觉感情不到位。我小时候经常到天津的南市（类似北京的天桥）玩，对那些民风民俗、市井生活非常熟悉，也很有感情，就探索画这种题材。后来香港正好有一个展览，我拿了五十几张天桥把式、街巷叫卖这类题材的画，结果引起许多观众的共鸣，很轰动。这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信心。从形式上讲，上面说过我的作品受过一些现代西方的艺术观念的影响，具体地说，人物造形上受德国表现主义一些画家的影响比较大，形象刻划夸张、幽默。另外，造型上也受中国民窑青花瓷的影响，那些民间瓷器上的人物造型很有现代感。
张恩昌：听说您在香港展览时许多天桥系列作品被外国人收藏，一位英国人花四万港元购藏了您的一本册页，这是不是跟您作品的现代感有关？
赵俊生：可能吧。另外，西方人也并非一点不懂中国画的韵味，艺术有它共通的地方。
张恩昌：既然市场不可回避，最后我也想问一个市场方面的问题。您风格的多变是不是影响了市场和收藏者对您的”识别”和”记忆”？
赵俊生：哈哈，上面说过，如今这个社会环境，画家要生活不可能不考虑作品的市场，我也一样，但我不会一味循着市场的口味一成不变地模仿自己。我做的一些探索、创作，更多地是尊重、关照我自己的艺术冲动和风格追求，而不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