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岳老师您当初是怎样提起“跨界”作为艺术节主题的呢？
岳老师：我觉得跨界在一般人理解来讲是这两年比较时髦的一个说法。他们这个跨界，我认为主要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跨界”，它指的是在汽车或者是时尚、设计界的风格、学科、门类之间的混搭，穿越和跨界。但是我们这个艺术节所说的“跨界”跟它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他们是一个装饰性的跨界，我们就是一个基础性的跨界；如果他们是锦上添花的跨界，我们就是一个雪中送炭的跨界。为什么是雪中送炭？我希望这里的“跨界”，主要是要探讨今天对当代艺术以及文化创意产业认识上面的一个基础。
关于这个认识的基础，体现在我想讨论的我们到底存不存在一个体制内外的不同或者说对抗？因为这个观念一直主宰着我们过去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创作及方法。特别是在考虑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以及之后一部分艺术家和策展人到了海外，一部分在国内的，以圆明园画家村为代表，属于不受到政府容忍的这么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非常有理由相信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受控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认识。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重新来思考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它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存不存在？
记者：您能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岳老师：我可以举几个例子，而且这些思考也都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中得出的。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徐冰在八十年代末创造了《天书》之后，在九十年代初就到了美国，并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在我们看来，他跟主流的中央美术学院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或者说完全是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但是非常戏剧化的就是前几年他被邀请回他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担任副院长，这个事情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究竟在徐冰的世界里面，他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如何去应对这个变化的？很可能不是徐冰主动地有这个愿望最后又达成了结果，而是先发生了这件事，徐冰最后必须修正他的认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陈丹青的身上，但是陈丹青后来还是选择了一个独立出来的姿态，他仍然保留了他批评体制内种种弊端的权力。而徐冰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认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我们很大启发的一个来源。
第二件事就是蔡国强。我们知道蔡国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西方艺术舞台上面崭露头角的时侯实际上是非常独立的。他的很多观点都相当独立，甚至对于中国的文化、政治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发现2000年之后他的策略有些改变，特别是从马克西莫夫的收藏展开始，已经开始非常主动地把社会主义整个艺术遗产跟他思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紧接着更加戏剧性的就是他成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视觉方面的总策划，接下来就是去年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担任天安门广场大型烟火的总策划。这个就让我们一直以来的体制内外的幻觉或者东西方之间的界限遭到了挑战，这个挑战可能还不是最剧烈的。
最剧烈的就是出现在宋庄的灵魂人物栗宪庭身上。我们都知道宋庄的前身圆明园，本身就不能被政府宽容，后来圆明园被摧毁了，之后才有了宋庄和798。宋庄作为圆明园的一个精神的遗产，一直以来在舆论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意识中都扮演着不合作的状态。到了今天，偶尔还能够看到老栗在一些不合作状态当中的坚持。比如去年年底关于艺术区拆迁的问题，在《三联生活周刊》上面还出现了老栗披着棉袄捍卫即将被拆迁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图片。但从另一个角度又发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栗宪庭（老栗）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是跟西安的一个行政区的政府进行合作，而且这个区又一个非常主流的区，就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的四大示范区之一“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这会让我们在认识上面产生一个混乱，就是老栗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参加这个事情的，他是一种合作，还是一种批评？这个东西让我们非常地混乱。
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究竟中国这几十年以来在所有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我们这个体制内外的区分，甚至后来演化成为中西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东西是一种幻觉吗？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年在艺术节当中除了邀请群落这部分，因为群落代表的是比较独立的，比较自发的这么一个聚集区类群的主体。同时也邀请了八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和八个国外的艺术机构来参与艺术节。我们希望制造艺术群落和学院，以及国外艺术机构之间的立体交叉的状况，来应对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困惑。为什么当年我们认为有体制内外之分或者是中西方之分的界限，认为有这个围墙存在，但是今天出了一个问题——通过这次艺术节发出一个问题——是不是这堵围墙是一个幻觉？这就是我们要提出所谓的“跨界”，就是指不管体制内外，中西方之间的障碍存没存在过？今天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要把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去讨论，去面对，这才是一个诚实面对当下真实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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