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的特点是国家始终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但是承袭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商业贸易飞速发展的基础，明代的商业非常发达，民间也因此变得富裕。明代玉器的发展变化也是与社会的变化相关联的，从总体来看，明代玉器渐趋脱离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明代的皇家用玉都由御用监监制，而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开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同时，古玩商界为适应收藏、玩赏古玉器社会风气，党政军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我们现今还能见到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我们现今还能见到大量这一时期仿制的“古玉”，甚至连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曾经被明肛仿古欺骗。
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早期 明初玉器出土和传世的均有佳作，风格继承元代，做工严谨而精美。1970年南京市明汪兴祖墓出土了玉带饰14块，碾琢隐起行龙，出没于祥云之中，碾工玲珑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但去龙的形象与布局均接近元代，玉带板数量不符合明制。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东邹县朱檀墓出土了冕饰、玉带、玉佩、玉圭、玉砚、玉笔架、玉杯等玉器，表现了明宗室亲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状况。这类玉器所采用的玉材光泽较强，碾工遒劲，磨工精润，不重细部，明显保存着元代玉器的遗风。但是严格地说，早明的玉器并没有自己的风格，许多出土的精美玉器并没有自己的风格，许多出土的精美玉器如上述的玉带板应该归入元代玉器的范畴之中，或者其原本就是元代遗留的玉器。
中期 明朝中期的玉器趋向简略，承袭元末明初文人文化的兴盛，出现了具有文人色彩的玉器，如青玉松荫策杖斗杯等。明中期玉器的加工与集散多集中于东南地域如南京、上海、江西等地。上海陆深墓出土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珑，代表了地主、富商等人用玉的品种和作工。这一时期的玉器开始显现出明代社会的特点，玉器的制作加工也可真正代表社会的特征。
晚期 晚期前期东南一带社会稳定，城市经济繁荣，民间富裕，因此玉器产量有所增加。当时苏州制玉业代表着全国玉器工艺的发展趋势，著名玉工陆子冈就出自苏州专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带钩、玉碗、玉孟、玉壶、玉爵、玉圭、玉佩、玉带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壶、玉爵等使用錾金或珠宝镶嵌工艺，更是绚丽多彩。当时古玉已成为古董（或称古玩），是高价的特殊商品。商人为了牟取高利，便用劣质玉、掺色玉等廉价玉材制造了大批假古古董，玉器数量激增，艺术上明显变得粗犷，精工者较少，多与金银宝石镶嵌工艺结合。因明中晚期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海外贸易频繁，整个工艺美术为商品生产和外销所支配，于是出现了追求数量，忽视艺术的不良倾向。随之，玉器工艺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玉器胎厚重、造型呆板、作工草率、装饰繁琐，流传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壶、玉杯。在图案方面与晚明社会风气相符，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甚为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首先是为了祈富，其次才顾及到美。晚期名工陆子冈所琢玉器反映了此期时作玉、仿古玉及文人用玉的交错发展形势。玉文化中的城市庶民、文人的成分与影响正在增强，这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玉器生产商品化的结果，也是我国玉文化的新变化。
明代玉器出土较多，种类繁杂，主要包括圭、璧仿古礼器，生活实用器具，陈设玉器，玉带板、吉祥佩玉等装饰品。明代镂雕技术高度发展，不仅可以在片状玉料上雕出上下不同的双层图案，而且在镂雕立体器物时兼顾里外多层纹饰叠错造型，做工十分精细，达到整体完美和谐的效果，人们称之为“花下压花”。明代仿古玉也十分盛行，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明代玉璧纹饰有两种，一是一面暾纹，一面乳钉纹；另一种两面均为乳钉纹。玉圭规整，顶羰呈尖峰形，底部为长方形，纹饰主要有服钉纹和山形纹。明代佩玉与金银、宝石镶嵌结合，使其雍容华贵，光彩夺目，成为达官贵人的宠物，皇帝也佩戴玉饰。明代玉带最为盛行，有明确规定，定制玉板20块。玉带板多长方形、方形和桃形，采用白玉雕琢。纹饰以云龙纹最多，也有素面的雕表多采用镂雕。明代玉质器皿品种多，雕琢精美。主要有玉壶、杯、盒、碗、樽等，以玉壶和玉杯最为出色。另外还有玉璧、玉圭、玉如意、玉乐器、玉册、玉供、玉神仙佛像、玉棋子等，可谓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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