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成都双年展于2009年7月28日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开幕，展览至8月28日结束。2009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主席为成都国际会展中心董事长、成都现代艺术馆馆长邓鸿先生；艺术总监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冯斌先生。担任本届展览的策展人是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主编、批评家贾方舟先生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邹跃进博士。展览由“主题展”和“新人特展”两个部分、共约120位参展艺术家的规模组成。“叙事中国”被定为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的主题。与展览的举办相配合，本届双年展将举办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成都双年展为什么要以“叙事中国”为主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众参与”，这届双年展都有哪些亮点呢？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两位策展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第四届成都双年展确定主题为“叙事中国”，是否与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有关呢？
邹跃进（以下简称邹）：今年是特殊的一年，是“五·四”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二十世纪以来，大家都关心中国的命运、中国的走向。所以确定“叙事中国”这个主题还是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贾方舟（以下简称贾）：叙事方式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只不过我们这些年做的多数展览是个人化的叙事，而侧重于宏大叙事的相对来说较少，所以我们考虑到用“叙事中国”来作这届双年展的主题还是比较恰当。再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用这两个整数来做为宏大叙事的一个背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主题还是和这两个整数有点联系，但我们这个展览是纯粹的民间展览，与官方做的纪念性展览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强调在这个主题下叙事的深度和知识分子立场以及叙事的个人方式，从而突出其民间性，用一个比较大的理念来体现艺术家的独立思考。
记：这次的双年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众参与”？
贾：双年展是以一个城市命名举办的展览，对一个城市来说双年展是一件大事，是有更多的公众来了解、关注和参与的一件事，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事。我们要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当代艺术，了解当代艺术家的所思所想，让当代艺术更加接近公众，跟公众有所交流，甚至让他们直接参与到艺术活动和事件中来。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就要适当的要强调一下展览跟公众的关系，我觉得这对提高广大公众对艺术的欣赏水准和欣赏兴趣都是有好处的，因而我们觉得把“公众参与”看作是一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这次特别要求每个艺术家都要对他们的作品有自己的陈述，旨在让公众能够对艺术家的作品有所了解，能够正确的理解。
记：这届成都双年展都有哪些亮点？
邹：对社会、民生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注，对生活、社会问题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本届成都双年展的亮点。也就是说艺术家们以他们独立的立场对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反思和呈现。同时，在叙事的方式上会有一些独特的呈现，也就是艺术家们会以最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已经被传统认定的一些方式来呈现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记：在成都举办的双年展，是否西南地区参展艺术家会比较多？
贾：我们最初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也适当的考虑了这个问题，稍微偏重了一下，但也不是在比例上失调，没有故意照顾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本着符合我们展览的主题、跟主题相关的艺术家这个原则来选择的。这次国外的参展艺术家也很少，因为是“叙事中国”嘛，虽然老外也有表现中国题材的作品，但很少。这次入选的有两位外国艺术家，但现在由于特殊情况还在审批，如果审批不同意的话还得去掉，另外替补两个人。
记：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的双年展，你们觉得成都双年展的特点是什么？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邹：成都双年展最大的特点是完全由民间资本运作的一个展览，没有官方背景。它的优势很明显，一是比较尊重策展人制度，当然这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说，它同样也会受到社会的一些相关的、敏感问题的制约；另外一点成都双年展每年都会换策展人，这和北京是不一样的，和上海也有一定的区别。其劣势就是资金投入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其他展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相对来讲没有这么严重。
贾：北京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都是官方机构做的展览，而成都双年展是一个纯粹的民间艺术活动，因为它的投资方是一个民间机构。这样纯粹民间化的面貌，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优势就是可以不用太顾忌官方的很多规矩，不足之处就是完全由私人投资支持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的困难，比如场馆、人员、足够的资金等，所以在硬件设施上还是有些欠缺。但是这种民间力量对艺术的发展还是充满热情和积极性，对我们国家来说，来自民间的美术力量还是相当重要的，对于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记：成都双年展对于成都的艺术发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贾：我觉得作用很大。一个地区有这么一个双年展，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集聚在这里，对本地的艺术肯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本地区的艺术家，特别对青年人、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有机会在本地不用花什么费用就能看到这么大型的展览，甚至参加到这样的活动氛围中来，这对他们眼界的开拓、对他们艺术的未来走向都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再者成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有文化积淀的城市，现在又出了那么多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这些都是成都能举办双年展的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如果成都在艺术上是一片空白，在这之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艺术家和必要的文化氛围，那么双年展会不会在成都形成都很难说。
记：历届成都双年展都会引起各界的不少争议，你们觉得这些争议的焦点最主要是哪些方面？作为策展人，你们认为这些争议是好事还是坏事？
贾：我觉得这些争议大都跟成都的双年展是民间活动有关系。成都双年展没有相对固定的硬件设施，也没有固定的专业人员，也缺少严格的规则和规范，所以在运作程序上有很多不足，在学术操作的层面也不很纯粹，因而有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来自各方的不同的反应，甚至比较强烈的意见，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尽管已经做了一个世纪了，但到今天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邹：没有争议的双年展是不存在的，有争议说明我们对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恰恰是我们所说的策展人制度下必然出现的一个学术的不同观点的争论，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当然，关键是争什么，争议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和学术没有关系的，那就毫无意义了，反之，如果这个争议是和学术的质量、学术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那就很有必要了。所以不能表面的去看有没有争议，而要看争议的对象是什么，是否是有价值的。
记：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为《制造世界》，有评论家认为这一主题“过于宽泛，而在实际的展览中根本没有体现这一点”。成都这届双年展主题也很大，会不会也出现此类情况？
邹：我认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任何一个主题展都是比较宽泛的，因为概念都有它的宽泛性，但是我们是通过选择的作品来使“叙事中国”的方向比较集中，比较明确，比如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关注中国的都市化进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展览中通过艺术家的叙事方式体现出来的。因而我个人认为这个主题是比较明确的。
贾：双年展由于规模较大，方方面面涉及的艺术家比较多，如果主题太狭窄，太局限，策展人就很难选择作品。我觉得“叙事中国”这个主题总得来说还是适当的。首先，“叙事中国”规定艺术家在你的作品中所叙之事必须是中国的事，这是一个范围；另外也规定了艺术家的作品必须以叙事的方式来呈现，这一点就已经把很多作品都排除这个展览之外了，比如说很多抽象艺术家的作品，很多个人情感方面的非叙事性的表达都排除掉了，剩下的就是跟这个主题比较搭边，和大的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作品。过去好多年来当代艺术对宏大叙事都不太关注，所以这次我们实际也是想更多的强调如何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进展和变化，用艺术家自身的体验和理解去表达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体现出艺术家对人对命运、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如此一来，作品就不是个人化、私人化的叙述，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体现艺术家的人文关注。从我们这次选的作品来看，绝大部分还是吻合这个主题的。
记：到目前为止，觉得这届成都双年展有什么样的遗憾？
贾：我当然希望这届双年展能做得比较学术，让大家满意。但我们的努力毕竟也有其局限性，所以从现在来看还不是很尽如人意，比如本来应该入选的一些艺术家没有能够选进来，我们现在已经感到有些缺憾，但真正的缺憾很可能是在展览展出以后，看到整体效果以后才能看出来，现在我不能预想效果。当然，如果我们不必顾及其他，全部按照我们自己的学术意愿来做的话，跟现在这个展览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个展览有很多限制，比如资金上的限制，由于资金的投入是有限的，展出的作品必须在这个资金规定的范围内选择，有些花费较高的作品就只能割爱了，有些大型作品由于没有大笔资金的支持，而没能做出来，这次有几件作品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没能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