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因盛产一种韧性极好的竹子，继而制作桃符，画为“神荼郁垒”，使绵竹木版年画在清代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同称为中国木版年画四大家。
绵竹木版年画属民间美术，它植根于民间，其装饰性和雕刻艺术，在早期显然受到汉代四川画像砖艺术的影响，从传承下来的传统木版年画作品中，仍可以感受到磅礴的气势和天真、质朴、粗犷的生命活力。
唐代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我国已出现了最早的宗教题材的木版年画，而木版年画艺术与雕刻印刷术对于人类文化的大量传播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安史之乱而进入蜀中的大批文人学士及画师中道释者居多，绵竹木版年画也受到宗教画影响，现存的绵竹年画中的中堂画“金刚”、“家神”、“魁星”和拓版“赵公镇宅”等，内容和形式都和宗教画同出一畴，其彩绘技巧和线条的装饰味与四川寺庙中的风格极为相近。
宋代，四川更是中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木版印刷已发展到刻技纯熟，印刷精美的程度。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汴京“迎岁月，市井皆卖门神……”吴自牧《梦梁录》载岁终“画门神桃符，迎春版儿，纸乌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以主顾。”另有史料证明，宋代在以成都为中心的附近各县都有生产年画的作坊，尤以“小成都”而闻名的川西古城绵竹的雕版印刷更为发达。据《续编绵竹县志》记载：“绵竹年画”远在明代已有相当成就……当时泸州及陕西蒲城地区已贴过内容喜庆的绵竹年画。”
明清两个朝代，尤其是清乾隆年间，是绵竹木版年画发展的辉煌时期。
清代中叶，四川城乡各地普遍兴建会馆时，多聘请绵竹画师和塑匠雕塑神像，彩绘梁壁，使年画师们的艺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绵竹造纸业不断发展和革新，实验成功“粉笺纸”；年画作坊管理完善，分工细致，专人专事，精益求精，不论刻版，敷彩都达到较高水平，并出现有特色的流派和个人风格；外省和本地画商起了媒介的作用。绵竹县志载：“商贩远自陕甘滇黔，裹银来市易画，仲则接踵城南，购过者遍于王道百五十里。”
由于以上原因，当时的年画作坊发展到三百余家，从业人员达一千多人，全县每年生产门画一千二百多万份，画条二百万份以上。此时年画行会“伏羲会”成立，每年办会两次，会上要对各路年画进行评议，决出名次，这样一来，更促进了绵竹年画的发展，全县作坊遍布城区及西南、坂桥、新市、清道、遵道、拱星等乡村，各流派的特色也更加突出。城内老字号“傅兴发”生产的门神工艺精细，五彩鲜艳，衣褶清晰，眉目生动。“云鹤斋”的木版拓片享有盛誉。清道乡“曾发皓”、“何云发”的清水大袍自成一派，遵道乡的仕女、娃娃戏风格独特。而肖华金专出斗方样张，有“肖斗方”之称。
当时绵竹县有大小年画市场。小市在城中北河坝及清道乡，从清道乡起要摆到近城的南轩祠，约十五里路。大市在城内南华宫，从腊月初一开始，每天要出售到二更天，直到腊月三十为止。绵竹年画经画商传播，除省内民众广为张贴外，还销于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并远销今越南、缅甸、印度及东南亚各国。
民国时因农村经济破产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大大影响了民众对年画的购买力，加上绵竹县豪霸横行，土匪啸聚，大小纸厂被洗劫或烧毁，年画作坊纷纷倒闭。昔年誉满中外的绵竹年画已是“丹青零落不成妍”的衰败景象。
绵竹年画，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又获得了新生。并从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而进入人民艺术之宫。经政府抢救扶持的绵竹年画又添“新章”。1963年曾赴成都、北京举办了观摩展览，博得首都文化界和美术家们的高度赞扬。诗人郭沫若也即兴赋诗一首。此后，绵竹年画艺术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一批年青的年画作者在老一辈艺人言传身教的辅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认真研究吸收传统年画艺术的表现手法和特点，并发挥现代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创作了一批又一批新年画，这些作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富于生活情趣，展示地方风情，参加了国内个美术作品展并获奖，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来源：中国民间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