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9年：美术界两会代表热议美术问题

 美术高校扩招热需降温 

刘大为：美术高校扩招热需降温

伴随着报考美术专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一些艺术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的艺术专业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的立场出发，纷纷迈开了扩招步伐，在校生规模急剧扩大。以近些年持续不断的艺术教育热潮来看，艺术教育扩招发展的速度令人吃惊：据专家测算，全国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总数大约占全国艺术类考生总数的80%;上世纪80年代，中央美院全校的本科生加研究生总共才180人，而今天8大美院的在校人数恐怕已经要“数以万计”了。扩招的热潮来源于考生报名的热潮，一个美术学院一年报名的考生有几万、十几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数字;一些非专业美术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系，每年平均也都有1.5万考生报名。比如山东潍坊这个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招生考试的考点，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万考生。美术类学校更是招生大户，每年都有十五六万的美术类考生，每到冬春之交要报名考试时，都要租用体育场进行学生的专业课考试，考点周围旅店爆满，还需要出动交警维持秩序。而且还有林业、纺织、交通等专业大学都在纷纷增设美术系或美术学院，主要原因是社会上考生多、美术专业学费高。4年之后，这些学生都涉及到就业出路的问题。

高校扩招的数量过多、速度过快，其火热程度甚至超过了很多经济、外语等传统热门学科，这种现象对于艺术教育的影响是什么?是否能真正促进当代高等艺术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近几年来，艺术院校报考热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与之相伴随的艺术院校的扩张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艺术院校盲目扩张和扩招的热潮，是到了该降温的时候了。

高等院校设立美术专业，逐步增加高层次的美术研究和创作人才，为美术教育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将会提供很好的条件;但在高速发展中的高校美术教育，存在管理和体制水平上参差不齐的问题。以中央美院为首的8大美院都有各自的历史、环境、地域、师资质量等诸多优势;各地设有美术专业的院校与8大美院比，在各方面情况都不同，加上中国西北、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方面情况差别较大。

同时，艺术本来就是小规模的专业教育，但随着社会对艺术设计类人才的需求，高校对美术专业的重视程度和教学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迅速扩大的招生规模、日趋雷同的办学模式、过分强调技术而轻视创新，这是目前我国高等美术教育在教学上存在的通病。很多美术院校成倍扩招学生，致使美术教育变成了“大放羊”的粗放式教学，随之便会出现如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硬件不足，学生入学门槛低，通过美术班“短平快”的突击训练便能达到升学目的，专业考试内容越来越模式化，过分注重专业成绩造成文化课成绩偏低，以及毕业后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等诸多问题。

考前班现在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美院的所在地望京地区经常可以看到背着画夹满街走的考生和成片的考前班广告。一方面，考前班开始逐渐成为一个行业了，仅北京地区就有几百个美术考前班，他们通过网站、广播、散发宣传单或在建筑物上悬挂巨幅广告等途径进行宣传，已成规模。对于考生，他们提供了相对集中的专业学习条件及环境，应该给予鼓励;同时他们也给一些毕业生和在校生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和实习的机会。

但也正因为这些考前班的师资水平不见得很高，只是对高考形式比较熟悉，考什么就练什么，衡量考前辅导优劣的标准仍是入学率，所以它们的功利化倾向很严重;同时一些考前班的费用非常昂贵，一些所谓的“承诺班”、“包过班”之类的，学费甚至高达几万元，有些“考前班的学费都超过大学学费了”，这对于美术人才的培养是极其不利的，也是一种短浅的艺术教育方式，必须加以改变。

艺术高校的扩招引发了就业、教学质量上的一些问题，但扩招也是社会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社会对各种艺术类人才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除了传统的精英艺术人才以外，我们还需要各种复合型艺术人才和各类新型艺术门类的人才，因此，不断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完善学科建设，培养适应新需求的各类艺术人才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我们也要讲究适度原则，要讲究规模与质量的平衡发展。大规模的扩招，不仅是对学生不负责任，也是对学校品牌的过度消耗。

同时，教育资源怎样重新分配才更合理，也是教育产业化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高等教育在不断扩招和教育自费的前提下，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弱势群体——经济困难学生。比如我在内蒙古上大学时，班里有很多农村、牧区的学生;但现在农村孩子出现在校园里的比例有减少的趋势，因为他们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因此，教育应该向农村孩子和城市困难家庭的孩子倾斜，争取不收其学费。因为美术院校与其他综合类大学相比，消费额度相对较高，所以应从尊重美术院校学生的个性出发，对这些贫困学生给以及时关怀和资助，这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对于艺术高校扩招的冷思考、教学思路的理清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应该仅因“产业化发展”而被抹杀，艺术教育应该如何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做出改变。希望国家在教育部门充分调查、了解、研究社会的专业需求量，进一步深化对艺术教育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完善对学校的评价机制、拨款方式等，以此促进艺术院校、艺术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热议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参与者，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种种话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文化部、财政部支持，自2007年春天正式启动，目前已经进入创作的收尾阶段，今年春夏将截稿收件，8月至9月将进行展览，并将巡展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

再次踏入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分别由文化部、中央革命博物馆组织的两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历史画创作。历史题材创作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作为重点。”历史是对过去岁月的记忆，而革命历史则是对革命年代的记忆，美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因而就成为图解革命历史的重要形式。在新时期的1979年、1983年、1997年，各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又举办过规模不等的历史题材主题创作，而本次以100件(幅)的规模、百余位美术工作者以国画、油画、雕塑(包括壁画、浮雕)等造型门类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再次踏入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力争创作出具有民族史诗性质、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型作品，在共和国成立60年的岁月中尚属首次。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等政协委员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画创作，产生了《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精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审美价值取向，而今天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命题，则具有完整的展示序列和全景式的视野，因而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美术力作。吴为山委员说，“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题材创作注重再现，强调的是用写实手法表现现实题材，所以欠缺透过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历史观的价值判断和提升的悲剧意识。这也是我们想在此次创作中着力挖掘的。”

毋庸赘言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也不必再论悲剧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单就历史事件转化成艺术作品这一过程中，历史事实如何与艺术规律、创作水准有机结合这一点，就是对众多艺术家的极大挑战。对此，龙瑞委员说：“图解历史事件，艺术性还是一个大问题。”在不少身为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的代表委员看来，由于创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思想经历与百余年前的历史事件有着天然的时间距离，因此在表现反抗“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百年历程的作品中，以大场面的正面刻画为多，细节、情节上的处理相对简单，由于构思的相似导致画面雷同;有的作品还存在“话说得太多”、画面处理得太满的毛病。龙瑞说：“ 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不是中国画的强项，以国画手法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我们一般的艺术品评标准——意境、笔墨，还都是起作用的。”

创作需要再次回到历史长河之中

创作《虎门硝烟》的李延声委员、记录《皖南事变》的施大畏委员、刻画《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杨力舟委员都认为，历史画创作的关键不是宏大场面的呈现，而是精神层面的开掘。吴为山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给艺术家带来的是两个重要课题：其一是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形态，其二是以艺术语言找到对历史创造性的解读方式。前者是客观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丰富的资料去找到并且还原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后者则是没有穷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去解释历史。”对于创作者而言，如何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历史进程中关键的一瞬，并通过静止的平面和三维的空间来定格和塑造，是最为吸引人的话题。

曾经在30年前画过《毛主席派人来》的韩书力委员，此次创作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这个岁数的人可以说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因此我想以参与者的身份来把握这个主题，以细节来阐述这个主题。”韩书力三易其稿的结果是，作品背景借用西藏传统美术的元素，主要人物是待解放的农奴和一支进藏的筑路工农兵部队。“由于是‘和平解放’，所以这支部队背的不是枪，而是行军包和筑路铲。”

三易其稿并不是特例，吴为山的雕塑《义勇军进行曲》改了11稿，只为了一个人物——聂耳。“我没有选用聂耳作品或者指挥的动作，而是把动作放在临界点上，蓄势待发具有更大的张力，以表现聂耳在行走中的身体运动、衣服的飘动，用个体的形象来展现义勇军不畏强暴、激越昂扬的斗争精神。”而龙瑞等创作的《红旗渠》则没有把重点放在开路修渠的群众身上，而是用山水画的形式展现红旗渠的全景。龙瑞说：“用山水景物也能代表当时战天斗地的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的创作更多的也可以视为艺术手段和形式的开拓与艺术思想的解放。”吴为山则认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相比，我们当今的创作应该更重表现——站在历史宏观的视角上，我们如何用手中的刀、笔“看待”1840年以来这段历史?

历史主题的美术创作，以客观史实为基础，而又不应止于对“客观”史实的记录，其中应该包含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和判断。这在一些反映新时代社会变革的作品中有集中的体现。施大畏、陈醉等委员认为，像知青题材、恢复高考、新时期的农民与土地、特区开发、战胜“非典”、希望工程、民族大团结等题材，不像1949年以前的革命战争题材，有特定的情节、人物乃至主题，它们更像社会生活中的一段“河流”，选择哪一个角度去表现和剖析，每一个创作者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陈醉说，只有牵动每一个普通百姓心灵的事件，才称得上重大，所以创作者应深涉生活之河，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见证历史事件，让普通人的情感融入历史事件，在平凡中折射出伟大，才能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出厚重的历史感。施大畏说：“通过主观、创造性的表现，把丰富的思想感情寓于作品之中，使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更传神，并补充历史事件在时间流逝后无法复原的细枝末节，最为考验创作者的构思功力和人文关怀。”——说到底，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始终是涉过历史题材之河、回溯历史事件原貌的美术工作者的必经之途;惟有如此，国家花费1亿元打造的“造型版”民族史诗，才能取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伦理共识，美术家再入“历史之河”而创作出的作品，才能以民族为根，在国民中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共鸣。

倡议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杨力舟：加强博物馆建设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的提案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表示，近几年我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建立和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国家级名录1165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名录4155项，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建立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只是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申遗”的成功，并不等于“保护”的实现。

杨力舟提出，另一种全方位的、能见实效的保护，要靠博物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品类众多，不同的品类有着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尤其是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传统手工艺也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沉淀下来，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处于濒危状态。为此，博物馆式的保护就成为传承民族记忆、收藏珍贵遗产、传之后世的必要方式。将各种民间艺术、工艺生产过程、传承人的绝活、民俗活动资源，利用现代影像、录音等数字化手段记录下来，藏入各类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体现民族根性的原生态遗存，收集在博物馆里就更有深远意义，对这些东西的抢救性收藏是当务之急。

经过20世纪后半期的努力，特别是近30年，全国各地的美术馆、群众艺术馆，已经收藏了不少民间美术艺术品，以及戏剧、音乐、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珍贵遗存，但是与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在遗存相比，仍然显得微乎其微。还有大量的遗存需要认真挖掘，整合保护。建议国家尽早建立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省、市、区、县的文化馆、群众艺术馆要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任务，政府必须明确其职能，并且批拨专款，作为收藏与保护的经费。在经济发达地区可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博物馆，一般省、市的文化馆、群艺馆要设专厅、专室，以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管、展览，以飨民众，使“非遗”的保护工作落在实处，并长期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国家财政对新发现的西藏文物点应加大保护力度

杨力舟委员的另一份提案是关于西藏文物保护问题。他认为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块圣地。她是我文明古国璀璨的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页。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难以富有说服力。更要仰仗历朝历代能遗留下来的文物。自2007年4月开始第三次文物普查，至今已经发现新的文物点1616处，由国家登记造册的文物点就有2337处(其中复查721处)。从有关报导来看，新发现的文物点中有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寺明代壁画，日喀则吉隆县吐蕃封土墓，定结县琼孜乡恰姆村和日屋镇恰姆石窟寺，曲玛古战场遗址，那曲地区尼玛县吉松村落，波密县境内首次发现了处石榷墓地，阿里境内就发现70余处石框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见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13日《遗产周刊》)这些文物新发现规模庞大，成效令人震奋。然而也使我联想到对如此丰富巨大的文物点的传承保护，管理利用，免遭破坏盗掘，以及延缓自然风化的科学维护的任务则又有多么的繁重。特别是农村与边远地带，保护文物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

普查登记在册，政府做到了心中有数，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对于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化的发展，藏区与内地关系的文脉，宗教历史的演进，艺术审美的独特创造都提供了极可宝贵的价值。这些事际物证，有力的展现了西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繁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对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榨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保护措施也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工作做好必然大大增加藏汉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建议政府对西藏新发现的文物点的管理要从政策上人力物力上加大保护力度。增加经费支持是首要的措施，希望国家财政为此要批拨专款，使西藏自治区的文物保护事业能够加速发展。

韩书力：面临难题的西藏当代艺术作品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美协主席、西藏书画院院长韩书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西藏当代艺术作品的留存面临难题。

韩书力提议中央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专款，用于抢救、评选和购入西藏的现当代艺术品。西藏的历史文物大部分保存得很好。但是现当代的艺术作品，从50年代至今的不少画作，或者被入藏游客低价买走，或者就自生自灭了。韩书力记得，有位藏族画家一幅大尺寸的油画作品，由于无地存放，被置之仓库，后来毁于一场暴雪中。西藏至今没有省区级美术馆，如果现在不收集一些精品，将来筹建美术馆，我们用什么内容来填充呢?

在韩书力看来，西藏现当代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传统绘画与宗教有关，不需要也不允许艺术家的个性表达，西藏民主改革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民族和文艺政策的落实，各族艺术家的创造能力逐渐释放出来了。

年轻的藏族艺术家到内地或海外游学、读书、办展览，眼光不断开阔，由此涌现出一批佼佼者，如巴西扎马的《神女之峰》曾获第二届加拿大国际水墨大展金奖，还有阿旺扎巴、次仁多吉、德珍朗顿等八位平均年龄在三十八岁的青年艺术家，前年曾联袂在新加坡举行了《净界·境界》的画展。韩书力表示，从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文化觉醒，既有东方气派，又有西藏元素，二者和谐融洽。

韩书力认为，藏文化的传播仍然需要倚靠藏族同胞的作品。在韩书力自己主持的展览时，他一定要让藏族同胞出席，并且让他们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他们会很客观、公道地说一些良心话，讲自己成长的经历。韩书力认为文学家拿作品说话，美术家更是拿直观的作品说话，他们的作品本身就能够说明西藏文化是毁灭了还是发展了。

尼玛泽仁：捍卫祖先遗产我们责无旁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顾问尼玛泽仁认为，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最关注的是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传统文化的问题，使我们的民族能有中国气派，民族精神，走向世界;二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自己的母体文化，使之不遭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一方面提倡发展母体文化，同时，并不拒绝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元素，去学习它，借鉴它，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心态。

要保护中华祖先五千年的文明，藏族一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无数文化。大的方面，如布达拉宫的保护，以及很多著名的寺院重新得到了维修、拯救，使这些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保护。但是我们同时痛心地看到，一些人把明代的壁画、清代的壁画，为了涂抹的鲜亮，进行了人为的破坏，这些人也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无知的破坏。所以我们急声呼吁有关方面保护它。

尼玛泽仁曾经提了一些提案。古老的传统文化把作品刻画在墙壁上，现在要新画做供奉品，新文化蒙在面上，既不影响你的信仰，又保护了它原本的面貌。所以还是想尽很多办法来保护这个作品。同时十分希望加强对文物的管理，我们非常多的文物流失到海外，流失到民间。这也是需要我们结合社会共同捍卫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

尼玛泽仁特别提到汶川大地震。5月12号发生了人类不可抵御的大灾难，尼玛泽仁当时在都江堰重灾区，所以感受特别深，因为在这场大灾难里面，人的信仰，人的爱心，大爱，人的关爱突然一下集中起来。过去人们说80后的小青年，几乎没有信仰，无所事事，在那个时刻，他们表现的特别优秀，大家开始重新理解和认识80后。过去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也管得很少，在那个时候大家互相帮助，共克时艰。这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所在，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使我们民族永远记住，要发扬这些优秀的传统。

尼玛泽仁希望各级政府应该重视这些文化和精神财富，今天它是现实的，明天它就是文化遗产。固定的雕塑，可使我们人们永远记住瞬间发生的爱。巨大的爱国主义凝聚我们每个人的心。尼玛泽仁提议，不仅是重建家园，还要多想想这次地震灾区，为什么地震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有没有无限量地砍伐森林资源，致使形成无数个堰塞湖;过去发展是不是不适应于今天的科学发展。所以今天要正视这些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克服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尼玛泽仁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今天强大的国家是分不开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它的文化传播。我们今天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克服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困难，增添信心，让我们走过这个艰难的道路，继续保持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每个文化人都应重新冷静下来，沉思我们心里的浮躁，打造精品力作。

尼玛泽仁表示一个弱势文化是走不到世界上去的，也走不到人群里面去的。必须是“有影响的文化”，这个“有影响的文化”来自于什么，来自人民，来自于你的思想和政治。如果表现一个不健康的心态的艺术作品，它无疑不能强大。一个强大的有信心的，充满力度的文化是永恒的。表现人类真诚感情之作，相信能打动中国人，也能打动外国人，更能把全人类的爱心凝聚在一起，共同维护人类的繁荣。

制度保障中国艺术创作健康发展

李延声：倡议设立国家艺术创作基金

政协委员李延声在本届会议的提案中建议设立国家艺术创作基金，以鼓励美术等多个艺术领域的创作，从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2005年，文化部、财政部为了鼓励广大艺术工作者创作具有强烈艺术魅力和鲜明时代特征，同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艺术作品，开始联合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取得了喜人的创作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李延声建议国家财政设立艺术创作基金，支持讴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重大民族艺术创新性创作，为经典作品的产生创造良好条件。此外，除了鼓励美术领域创作，还应该逐步向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的民族原创性领域拓展。

李延声说，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正是文化建设发展的机遇。国家艺术创作基金作用在于：一、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拟定民族原创性艺术创作主题，也可以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牵头对创作项目进行申报。二、深化民族原创性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做好艺术品策划展览、研讨、出版及国际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三、增加经典艺术品的收藏经费。

李延声表示，设立国家艺术创作基金，推动民族原创性艺术创作的开展，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他建议，国家艺术创作基金应成立艺术创作领导小组和艺术委员会，由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人员组成。该领导小组和委员会负责从全国精选一批有国家水准的艺术家创作时代精品。具体工作包括：指导作品的创作、修改和提高，开展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评论，组织好对作品的评估和审定工作。发挥项目主管部门在决策管理过程中的管理、审议和咨询作用。

此外，国家艺术创作基金要保证专款专用。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财政制度，坚持“按计划申报、科学评审、择优选定”的原则，加强作品创作成本核算和监督，建立前期资金启动论证、创作中监督和作品完成后评估及收藏的管理体系。此外，还应聘请专门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法律和财务问题进行专业服务、协作和咨询，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杨飞云：呼吁设立文化艺术院士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呼吁国家设立文化艺术院士制度。杨飞云表示，中国迄今只有理科、工科的院士，在院士制度的有效激励下，中国的科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在文艺领域至今没有设立院士制度。在历史上，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在1948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81名院士中，人文学科院士有28人，都是当时人文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郭沫若、陈寅恪、冯友兰、马寅初、梁思成等。国外很多国家也都有艺术院士制度，比如法国的法兰西学院艺术院、俄国的俄罗斯美术研究院以及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等艺术机构都设立了院士制度。

杨飞云认为，设立艺术院士制度将会促进艺术类学科的学术发展，增强文化艺术软实力;促进中国艺术与国际艺术平等及具有深度的交流。同时，建立院士制度，可以选拔艺术界各个领域中优秀的艺术家成为艺术学科的带头人。

杨飞云提出,设立院士，一方面是通过国家的制度认同来提高艺术学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文化艺术界树立学术榜样和标杆，促进其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这两个作用在其他学科领域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在艺术领域也同样会产生激励作用。同时，艺术院士制度可以树立中国艺术家的民族学术自尊和自豪，吸引一批在海外享有盛誉的杰出华人艺术家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起到重大作用。

对外文化交流靠的是实力

杜滋龄：对外文化交流靠的是实力

不久前，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启动的“中国画画世界”系列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让中国画走向世界，让国外观众了解中国绘画艺术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那么，作为中国独有的绘画艺术形式，中国画如何让国外观众认可和理解呢?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人物画家杜滋龄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由于经常去国外与当地文化界进行交流，并到过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展览馆进行了考察，因此杜滋龄委员对国外的绘画和中国的绘画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杜滋龄说，国外的古典主义绘画有很多地方和中国画有相通之处，但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大部分是写实的画风，中国画虽也有写实的成分，但更注重写意。西方绘画注重写实，尽量把自然、人物、景物等画得尽善尽美，越逼真越好。而中国画表现的是一种心境，在不脱离人的行为的基础上，更放开、更写意，带有画家个人的情感。比如说山水画，画家到了自然中，讲求天人合一，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情况又不一样。云晴雾雨、天气四时，具体情况不一样，画面表现出的画家感受也不一样，同样的题材，可以看出不一样的心境。

人物画则是通过对人物的了解，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把作者的心境表达出来。花鸟画则不拘泥在具体的环境和光线下的一束花或一个花瓣。中国画家表现的题材，大都很有寓意，构图取舍也不同于国外的绘画，可以截取一个局部放大，在其中表现内心感受。西方古典主义油画早期是一些宗教题材，多表现一些神话故事。后来，印象派画家走向大自然，开始并着重表现一些民俗的、民间的题材。如米勒一直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生活很熟悉，他的画很写实，表现了自己周围的生活，真实地展现了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因此西方人欣赏起中国绘画来有一定难度。杜滋龄说，通过在国外仔细观察，发现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中国画，国外的观众一般都理解不了。比如，画了一个苏东坡，国外观众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苏东坡为何许人也，所以不了解画家要表达什么。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画西方人一律欣赏不了。杜滋龄说，国外大部分人对中国文化不是很了解，所以不太会欣赏中国画，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和教授们，很喜欢中国的绘画，有的人还能区分出绘画水平的高低。他创作的有关青藏题材和新疆题材的绘画作品，国外的观众都能理解。只要是表现人类共同的情感，大家都能产生共鸣。杜滋龄曾经画过一个太行山的老农民，包着头巾，蹲在田边，后边是大山。这幅画被送到巴基斯坦展出的时候，受到了当地观众的喜爱。还有一幅作品《侗乡三月》，画的是一个侗族姑娘，在闻一枝梨花，在莫斯科展出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这说明国外观众看懂了中国画。

现在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画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创作出一幅作品来，而一幅油画作品创作时间可能需要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因此他们就否定中国绘画的价值。杜滋龄说，西方人只看到了中国画家在创作时的情况，但是不了解中国画家所付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画面上每一根线条都是下了很长时间的工夫的。中国画要走向世界、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画家的成长历程。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会越来越深入。中国画一定能走向世界，为各国人民所理解，其价值也会为他们所认可。因此，“中国画画世界”系列活动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将会有力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绘画艺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艺术和文化。

杜滋龄认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靠的是实力。虽然中国有很多优秀的画家，很多人非常有实力，并不逊于西方画家，但是一些书画家，尤其是一些年轻书画家还很浮躁。一些画家热衷于炒作，一味抬高自己作品的价格，仅仅把艺术当作谋生的手段。对此，杜滋龄说，艺术家要有一种责任感，责任感包含着很多层面的含义。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什么风格的作品，什么形式的作品，什么艺术门类的作品，它最终还是要让人们受到启发，受到教益，或是给观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如果只是把艺术作为一种谋取某种东西的手段，不重视它的规律，艺术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便会在一段时间里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也一定是非常短暂的，不可能真正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作为一名画家，有责任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让人们在画里去领略一种艺术的情操。如果一个人只为了一己私欲而作画，往往是猥琐而充满铜臭气的。他说，这几年，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经常组织一些艺术家和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携手举办活动，把所得善款捐给一些贫困地区兴建学校或是解决一部分困难人群的生活问题。虽然两种情况同样是在纸上作画，意义却不同。用手中的画笔为我们的社会更温暖、更和谐而贡献一份力量，要远比谋取个人利益有意义得多，画家在这种情况下，也更容易出优秀作品。

构建中国艺术评价标准刻不容缓

全国“两会”期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当代艺术发展的现状、走向以及评价标准等问题，则成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近几年来艺术院校人才济济，艺术市场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在两会期间，多位美术界的代表、委员，在谈及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时，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标准问题，表示出忧虑之情。

缘何作品多精品少

近年来，艺术界作品多精品少的现象一直为人诟病。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认为，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化和娱乐化，使文化艺术作品倾向于肤浅和低迷;另一方面，由于曾经的贫穷和民族自信心的缺乏，中国已习惯了对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追逐。杨飞云认为，“我们许多艺术家在西方享有盛誉，但他们的作品是按照西方艺术标准创作的，不能真正算是中国艺术的精品。”中国艺术家应该吸取西方艺术中的精华，而非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创作。

全国政协委员、画家龙瑞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文化发展与泱泱大国的身份不太相称，并且在文化上还未找到清晰的坐标，国家重视的文化建设更多的是在‘形而下’上着力，比如大剧院、动漫基地的建设等，重‘器’而不重‘道’，总体的文化形态包括对外文化形象的建构，都还处于零散甚至低迷的状态。”龙瑞希望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快餐文化的充斥，艺术家们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与古老文化的传承结合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雕塑家吴为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660座城市的上空已经“升”起了120万个不锈钢球。“从开发区到学校再到中心广场，到处都托起‘新升的太阳’。这反映出艺术创作中题材单一、内容简单、形式单调、审美平凡的问题。”

如何担当艺术责任

几位美术界的代表、委员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品已经成为特殊的商品，但是绝不能背离艺术的原则和社会责任，一味迎合市场。“艺术的两个最大意义在于，让人类心灵愉悦，内在获得升华。艺术品在市场上有价值，正是由于它的审美高度，是由于它能够令人愉悦，激发人的向上精神，一旦创作艺术品的目的成了赚取金钱，其精神上的含金量包括价值必然会大大降低。”杨飞云说，艺术责任核心是让人愉悦，令人追求真善美，创作者应该关注精神和情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才能有市场、有影响。

吴为山呼吁文艺创作者们要静下心来，扎根于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土壤进行创作：“并不只是下乡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重点是要感受时代的进程，对当前世界的文艺思潮进行反思，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现代风格的作品。”龙瑞认为，艺术责任对内是启迪民众心智，建构核心价值观，凝聚民族力量;对外则需塑造大国的文化形象。目前中国虽然富有了，但是缺乏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影响世人的东西，这点必须改变。

亟须建立导向正确的艺术评价标准

代表、委员们认为，当前中国整体的文化价值观不够明晰，再加上对西方文化近乎盲目的崇拜，使得中国原有的艺术品评标准受到严重冲击，而动辄谈多元则使得评价标准难以构建。因此。目前艺术界亟须建立导向正确、客观公正、层级明确的艺术评价标准。

杨飞云强调，艺术评价标准应该包含多种因素，如作品的共性价值，作品的水平、深度、高度等，应多从历史的高度上去审视，不是仅仅依靠个性和创新风格样式，就能获取好评。“千百年来，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不变的是人们对真善美的核心追求。艺术应当多元，在表现形态上多元化，在核心的主脉上却不应多元。”杨飞云说。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韩美林谈到，一些文艺批评工作者缺乏艺术实践，没有深思熟虑就信口开河地点评他人，岂不知做好文艺批评必须得有艺术实践，而且应该坚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才能有的放矢，让人心悦诚服。代表、委员们纷纷呼吁国家扶持，改善当前的创作环境，坚持正确的艺术导向，对主流艺术加大扶持力度，同时也呼吁媒体抵制宣传低俗化的艺术，不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而影响“真善美”的艺术标准。

如能做“硬通货”，艺术品可少流失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提议打破民间艺术品流通瓶颈，建设艺术品可抵押品运行机制，培育专业艺术品鉴定评估队伍。许钦松认为，和国外相比，当前我国艺术品无法实现有效抵押行为和“硬通货”价值，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制约——既缺乏由政府主导、统一集中的规范化管理机构，又没有全国性、专业性、权威性的信息平台、专家平台和科学化认证体系，以及缺乏相关艺术品抵押的法律和政策配套。

许钦松认为，比“兽首拍卖”更值得重视的是目前我国每年暗中流失海外的艺术藏品数量，让人痛心!我国目前缺乏可将艺术品转化为有现实价值的可抵押品运行机制和专门的法规、政策，致使国内在艺术品流通和价值实现途径上遇到了诸多瓶颈和障碍，抑制了我国民间的收藏热情和社会资金对收藏事业的投入，这是造成很多艺术藏品得不到保护而流失海外的重要因素。

艺术品应该像股票房产一样“可兑现”

“我们需要自己防止文物不断地流失出去。”许钦松说，圆明园兽首被拍卖事件发生后，相当多的文物专家都表示，比“兽首”更值得关注的是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暗中流失海外的我国艺术珍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目前流失到海外的中国文物约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的47家博物馆及民间。“为什么我们的东西老是流失出去?”许钦松指出，和西方相比，我国的艺术品收藏市场起步本来就比较晚，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作为一种有极高观赏价值、艺术价值和升值空间的特殊商品，艺术品的收藏、投资热正在兴起。从2003年开始，中国艺术品拍卖经营机构和拍卖市场、拍卖场次激增;2007年中国艺术品拍卖交易总额达近百亿元。

“但我国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发展速度远远不如欧洲国家”，许钦松表示，和国外相比，当前我国艺术品无法实现有效抵押行为和“硬通货”价值。他认为：“什么时候我们的艺术品可以像股票、房产那样‘可兑现’，那就会有很多社会资金愿意投资艺术收藏品了。”

目前的流通市场不能快速反映艺术品的实际价值

“目前艺术品收藏的投资倾向仅排在股票和房产之后，但很多企业家刚一涉足这个市场，就被混乱的流通市场‘吓’跑了。”许钦松说。目前的流通市场不能快速反映艺术品的实际价值。“比如说有人收藏了一幅画，想知道大概价值是多少，却根本找不到鉴定和评估的机构。”正因如此，许钦松经常要忙于为别人鉴画。

“政府不培育健康的市场，久而久之，投资者的收藏热情被挫，很多社会资金都不愿投进这个风险极大的领域，艺术品收藏市场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许钦松认为，“我们的市场没有培育好，但是西方的市场却格外红火，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我们自家的艺术珍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不正常渠道流失海外。”

艺术品亟须通用“身份证”

“艺术财富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尺，我们的文化应与世界同步。去看看大英博物馆，那里面放了多少我们的艺术珍品?”许钦松认为，建立完整的艺术品抵押制度，可以突破民间艺术藏品的流通瓶颈，提升民间艺术藏品的现实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长远来说是保护我国艺术珍品不再盲目流失的根本之策。

“这种标准化工作可以先易后难。第一步，先给每个艺术品建立一张通用的‘身份证’，为艺术品的鉴定和评估提供丰富、准确的作者、作品和收藏者信息，及市场可参考价格信息。”

而最关键是培养一支权威的艺术品鉴定评估专业队伍。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国的艺术品鉴定人员都属于“师徒相授”方式，没有科班出身的人才。“高校是不是可以开设专门的鉴定专业，与文博单位联合培养专业人才，由国家制定技术资格标准，让艺术品鉴定师像律师等执业资格那样，有一定的职称序列?”

根据许钦松调查，目前国内具备艺术品鉴定和评估能力资格的专家队伍和机构都正日益发展壮大，而民间艺术收藏品交易市场和拍卖行达300家以上，从事收藏者有数百万人。“因此解决艺术品鉴定、评估的规范管理问题已经具备相当的社会基础。”“广东的基础很好，完全可以先行一步，作为国家的试点。”许钦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