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年画以产地河北武强而得名。历史悠久,驰誉中外,被称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她不仅是中国农耕社会历史发展的、忠实的文化载体，而且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始终站在斗争前沿，推动时代前进的号角。如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反对鸦片和列强入侵，倡导维新，弘扬民族解放等都在武强年画中有强烈反映和突出表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她更是宣传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文协版画家闫素首先来到年画之乡武强，向民间艺人学习，用武强年画木刻水印技法创作了《打日本·打汉奸》新年画，以及《王三群全家被害》新版画。他于1941年赴延安鲁艺学习，还带去了大量武强年画资料供大家学习、参考。当时与江丰、古元等同在一个画室，对当时专业版画工作者了解创作年画起到一定作用。晋察冀文协画家徐灵等则运用《天官赐福》的形式创作了装饰味强烈的《抗日光荣》、《立功报喜》等新年画。当时通过村公所敲锣打鼓把画送到烈、军属家中，作为新年礼品，深受解放区军民的欢迎。
1939年冬，晋察冀边区召开文艺干部大会，朱德、陆定一到会讲话。号召文艺干部“笔杆子要赶上枪杆子”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侵略者搞的“新民文艺”、“兴亚文艺”等殖民文艺、汉奸文艺做斗争。这时的武强年画成为一种宣传抗日，鼓励抗日的锐利武器直接参加战斗。据武强南关原隆合画店老艺人韩满堂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城里是敌占区，日伪军常来骚扰，印刷抗日的门神和宣传品都是晚上把窗户堵上秘密进行，印好后裹在神货（灶王爷、关公、菩萨等）里偷运出去，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打日本救中国》的抗战门神就是在这种危险形势下在武强的民间作坊里生产出来的。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好转，于是“冀中文协年画改造委员会”应运而生。冀中十一地委决定，在武强民间年画艺人中筛选人才参加该会，经过推荐选拔17人调往辛集（时为冀中十一地委所在地，武强属之）与冀中文协的田零、陆地、徐灵、秦兆阳、张仁裕等一起参加了对旧年画的改造工作。使武强年画进一步融入革命洪流。《人民救星共产党》、《妻子送郎打东洋》、《军属光荣》等年画就是那时出现的革命作品，武强年画在形式和风格上也有所创新。
1946年，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来到冀中辛集办学，他们把与辛集只有一县之隔的武强视为民间艺术的圣地。版画界的泰斗、画家彦涵、吴劳、姜燕一起奉美术系主任江丰之命来到武强深入民间，走访民间艺人，征集年画资料，并挑先当时在绘、刻、印、裱方面的技艺拨尖人才如：陈文柱、郝云甫、韩万年、张福旺、李长江、肖福荣、吴敏敬、任大黑等20余人，在武强画店的基础上成立了“冀中年画研究社”，后迁石家庄改为“大众美术社”（现为河北美术出版社。这一时期彦涵画了《开展民兵爆破运动》、《人民炮兵》、《努力学文化从思想上翻身》等新年画。王朝闻与画家莫朴也慕名多次来到年画之乡武强，向民间学习传统艺术，进行深入地研究和创新。时值秋季，走村串户，时常错过吃饭时间，经常吃不上饭，他们就到农田里拣些散落的豆子，回来用缴获敌人的钢盔煮着吃。这种方式竟成了他们在战争年代晚上熬夜“吃夜宵”既俭又廉的方法。后来王朝闻在他的评论文章里对传统的武强年画给予高度评价。莫朴则结合当时的斗争需要创作了《清算图》、《翻身队》、《参军最光荣》、《五子图》等作品。这一时期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年画形式，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战争年代题材的新年画，江丰创作了《念书好》，古元创作了《讲卫生》、《烧毁地契》、《夫妻识字》等，郝云甫、姜燕合作的《白毛女》，田零的《送郎参军》，吴劳的《王秀鸾》，洪波的《参军图》，王叔晖的《河伯娶妇》，冯真的《娃娃戏（打老蒋）》，顾群的《豆选》，金浪的《解放开封》等，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参军支前、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大生产、学文化等有力的精神武器，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1947年3月,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周扬在发言中说:“今春美术工作者与武强民间画匠合作，创作了十一种年画，销售四十万份以上，这可以说是美术运动上的创举。”
1948年秋，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由新华书店、北方大学、华北联大学等单位和冀中年画研究社的武强年画艺人共同组成了“大众美术社”。邹雅是创建该社的负责人，他在回忆时写道：“由于更多的发动了武强年画艺人，所以出版的数量更大，质量更好。”
大众美术社在武强年画的基础上改革、创新而印制的新年画，在当时行销各地，颇受欢迎，以致引起在京名流的重视。徐悲鸿先生看了新年画的观摩展览后，就建议应对其加以保护和发展。因此，1950年初，国家出版总署由大众美术社调出部分武强年画刻、印、装裱高手赴北京与荣宝斋合并。建立新记荣宝斋，当时有韩万年、张福旺、肖福荣、李长江等，韩万年、张福旺先后任木刻水印厂长、和支部委员，韩万年还和候宝林等人为同一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初期他们复制了大量大众美术社时期的新年画，还相继刻印了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达到乱真程度，连作者本人都难以辨认。还复制了故宫藏画《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等，酷似原作，使荣宝斋木刻水印技艺达到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特殊的革命战争年代，武强地处革命老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机缘巧合，使武强年画得以和我国美术界前辈、权威、泰斗合作。经过战争洗礼，使这一时期的民间年画艺术得到升华，成为革命新年画。它忠实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熔铸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着民族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号角。同时为中国革命新年画的形成和新中国美术创建起到奠基作用，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原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吴劳在《年画的创新》一文写道：“这在当时的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的教学上是一次突破，是一次飞跃，是一次大丰收……也为以后民间年画走进高等学府奠下了基础。”因此，武强年画被称为革命的号角，锐利武器，武强也被称作革命新年画的“摇篮”、美术界的“西柏坡”。她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更让人们了解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
来源：中国民间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