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岳老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第六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总策划，您把策展的主题定为“跨界”，您当时是怎样拟定这样一个题目的？
岳老师：首先我觉得是基于目前对宋庄的观察，因为我进入宋庄之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非常跨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精神病院对面就有一个后现代的建筑，然后我们的村民也自己盖美术馆，艺术家反而开起了餐厅。很多迹象都表明宋庄是一个跨界的现场，这个跨界是没有任何设计性的，是自然生发出来的。我感觉到了宋庄的活力，之后就在思考宋庄跨界的现象是不是全国其它地方也会有，所以我很有兴趣来讨论一下这个“跨界”的现象。
我觉得如果要了解跨界，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特点是比较直观地能看到的。实际上跨界这个词最开始是先从汽车设计当中来的，就是不同类型、种类进行混搭，进行跨界设计。很快它也成为时尚界比较流行的词语。后来我想既然要作为这次文化艺术节的策展理念，肯定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也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流行语汇中，所以基本上我就把它提炼出了两个跨界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适度地跨越。我发现宋庄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体制外艺术的家园，就是艺术群落。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所谓的体制外艺术家园里边的艺术家，很多都是原来在体制内里面呆过或者是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感兴趣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围墙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这个“围墙”只是我们的一个幻觉。去年栗宪庭先生做了“群落”，由此今年把艺术学院这一部分也拉进来，然后再把国外的艺术机构也拉进来，形成一个立交桥式的感觉。就使得群落、学院、国外三者之间形成一个互动、交叉、立体的格局来讨论这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围墙存在，因为这个围墙有可能是体制内外或者是国家内外的围墙。
第二个跨越指的是学科跨越。这个学科跨越现在大家都很好理解，在不同的职业当中穿越。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把跨界的两个含义都囊括起来，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讨论一下今天整个中国的艺术环境到底面临着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记者：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刚才讲的是体制内外的跨界。就是一个在朝的，一个在野的。本身艺术节就是一个民间活动，但是主办方却是政府机构，这算不算是一个跨界的界限，就是它的临界点在哪儿？你怎么区分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个概念很模糊。
岳老师： 你说的这个有意思。举一个例子，宋庄艺术节的主办方是宋庄镇政府（笑），所以它是一个官办的。但是主要执行操作的机构是宋庄艺术促进会，这个促进会是民政部门注册的，目前的会长是由大家推选出来的洪峰主任，而他本身又是在政府里边任职的一个官员。促进会的确也给艺术家提供了很多的服务。这等于说就在体制和民间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区和变压区的功能。宋庄促进会作为政府和艺术家的缓冲区，本身就非常的跨界。就是它到底是一个围墙?还是一个过渡区?这个相当有意思。
记者：据说有艺术家在宋庄当服务员谋生，这是由他内在的需要促使去做这个事情——养家糊口。而宋庄的村民看到村里来了好多艺术家，出于交通问题的考虑，他们跨行开出租从而缓解了交通的压力。您是怎么看待艺术家、村民、政府在这个氛围中的各自需要的？
岳老师：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内在的需要”，艺术家开餐厅是因为他不可能完全靠艺术作品养家糊口，他自己或者父母跑来这里开餐厅，等于说是通过开餐厅来支持他进行艺术创作。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人去设计和规划。另外村民们自己买小轿车，他们来为艺术家在交通上提供便利，自己也能增加很多收入，这个就是村民在财富上的内在需要。从政府的角度，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住在这里，宋庄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庸的村子，它不可能很快地找到一个题材来提升它的政绩。我觉得政府对这个东西，这个题材是非常看重的，就是它需要建功立业。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村民，有一些资本的商人也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机会，然后就建了艺术馆和进行出租的工作室和艺术品交易，他们也从中看到了商机。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个刚才我谈到的现象是外力让他们做的，而是他们自发、主动、热情、执着、投入的去做。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个内在的需要。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的跨界，不是他们想赶时髦，而仅仅只是因为内在需要导致了跨界的结果，就是说跨界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
记者：以您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总策展人的身份，您是怎样利用艺术节来满足各方需要的？
岳老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先从艺术家来说，我觉得提供给艺术家的是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边去展现其创造的舞台。可能我们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艺术家会利用这个机会，无论是参与到艺术节的内部来进行作品的展览、呈现、交流、销售，还是趁着艺术节期间自己组织一个独立的展览，都对艺术家会产生一个很好的推进效应。这是从艺术家角度来谈的。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我想在艺术节期间一定会促进他们所从事的经营和销售活动。比如餐厅，还有他们开出租车也会得到很多收入。如果他们开旅馆，入住的人会比较多，就会增加他们的收入。
另外从政府来说，宋庄镇政府现在正在讲推动CAD“中央艺术区”的概念，当然这个肯定要得到更高一级政府的认可，宋庄的价值可能会比较有益处。如果宋庄呈现出了具有对于创造力凝聚的一个功能的话，他有足够的一个凝聚力和吸引力，还有黏合度，这会对更高一级政府的认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如果宋庄做得好，对于通州本身这个板块的价值也会有贡献。如果通州区做得好，本身对于现在北京市正在进行新的经济和文化的规划也会启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从艺术家、老百姓到政府几方面都会在里面各取所需，能够得到各自所需要的。
记者：那么您在预想本届艺术节时，是打算把宋庄艺术节做成一个学术性很高的，大家参与进来很有面子的一个活动，还是说想让艺术家在参与它的过程中拿到更多的实惠？
岳老师：我倾向于后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跨界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它是因为各方都有内在的需要，所以才产生跨界的结果。同样的道理，你刚才说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学术性的东西，还是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我认为学术性是建立在实惠的基础上的，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各方都从这个艺术节本身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它的学术性就会产生，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不认为先有一个很强的学术性以后，那个实惠才来，我把这个问题是反过来看的。甚至我认为，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本身也是由于内在的需要，才产生双年展和文献展本身。我们知道卡塞尔文献展本身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卡塞尔作为战后的一个衰败的城市，需要通过其它的方式来振兴。这个学术性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累计起来的，而且学术性是取决于参与其中艺术家的创造力本身的。他们的聚合才是产生学术性的一个基础，而不是说我们策展人去规划出一个学术性就有学术性，那就太一厢情愿了。威尼斯政府初期愿意投入一亿美元来支持他们的双年展，是因为最后都会通过旅游、饭店、交通等各个方面来产生收益。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学术性”一定要建立在实际的需要和基础之上，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所以为什么我想跟以往甚至是目前其它国内的双年展要做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要放弃那种幻觉，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精英主义的方式，推出某某主题。好像这个东西就能带领大家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不对。而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艺术节给各方都带来了实惠和好处，是通过市场的效应把这个事做起来的，这个事本身就有学术性，就很学术！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通过宋庄艺术节带动宋庄、通州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吗？比如旅游、餐饮、交通方面等等？
岳老师：这个肯定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角度实现一定的目标，这个艺术节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像任何一个生命体不可能是永远靠着喂奶或者是打吊瓶去成长，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如果宋庄艺术节甚至是宋庄自身具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它就会生长得很好！要有这个捕食的能力，要是一个勃勃生长，健康向上的东西。而不是总有人抱着它，呵护着它，给它喂奶，给它营养品吃，这是不对的！
记者：您说的这些是不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国家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宋庄现在也是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类似于前沿阵地、现场的一个位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岳老师：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宋庄作为一个案例，它在呼应国家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它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跟其它地区有什么不一样。
记者：有的地方也做过，但是没有成功，这与宋庄本身有什么不同？
岳老师：这个问题，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国务院的参事来我们宋庄考察，紧接着他们很重视我们的谈话内容。后来把报告递到了上头，上头就让文化部再进一步组织调研，我和洪峰会长就在二十天以后去文化部开会。在这两次，一个是跟参事的会议，一个是在文化部的会议，我都强调了宋庄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是一个真正的自发的聚合体。当时我用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波希米亚指数”。什么叫波希米亚指数？就是一个地区，如果艺术家和设计师，还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在这里扎堆。甚至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扎堆，可能有很多理由——租金便宜；有宽阔的场地；或者偶然地住了好多人，就越聚越多等等。那么越聚越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叫做聚集的密度和有效度，这个叫波希米亚指数。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西方的词汇，就是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是相对的，布尔乔亚是比较贵族的，波希米亚则是游牧、流浪、自由创造力的象征。那么一旦一个地区的波希米亚指数足够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凝聚力很强，它的活力很强。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他的创造力不管是艺术家、设计师还是相关的创新企业——画廊、工作室、动漫产业，甚至包括跟文化有关的饭馆、餐厅、酒吧，包括政府必须要出台一种政策来配合这件事情。一旦一个地区的波希米亚指数升高，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联系的质量就会升高。这个就是相互联系的质量！一旦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联系足够充份、润滑、有效，那毫无疑问一定会形成对经济的拉动。而且这种拉动，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产品的增加或者产品质量的增加，而是会形成一种点击率的魔力，会使更多人加入进来。
我在两次会议都强调宋庄就是这种波希米亚指数非常高的地方，它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几千个艺术家，那么这种凝聚力，这种粘合度是我们国家很多其它也要做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那些地区非常羡慕的，也是办不到的。他们一般都是由政府从上而下的规划，说这个地方叫文化区，这个地区叫艺术村，最后没有人去住。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去规划了，艺术家就去住的。而是艺术家先住了，政府再因势利导，这样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体。我只是关注一点，宋庄为什么可能成功？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凝聚力和粘合度，这是它跟北京其它地方甚至包括中国其它地方的文化产业唯一不同之处，也是它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在此基础上面，我也不断地呼吁，政府一定不要用他们一厢情愿的规划来伤害这种艺术家自发的聚集效应。同时我也同意，艺术家也应该跟政府和企业多沟通，多联系。让它能够在一个更加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同时企业也应该担当的是一个既能够呼应国家的大众方针，同时也能够呼应艺术家的需要，就是艺术家希望他能干什么。这个才是宋庄的生命力。
记者：我也注意到好像您在西安也曾经做过关于创意园区的工作，也有一些艺术家在那儿聚集，后来好像不是太乐观，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岳老师：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分析的那些问题，什么意思呢？我在西安这个领域里工作了十年。前五年我是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来参与的，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当代艺术不能呼应这个城市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以及媒体公众舆论的需求，它是不可能生长下去的。后来我们也倾向于跟一些企业，包括房地产合作，也进行了一个艺术区的建设，就是纺织城。这个艺术区在我们自发去做的时候都非常变相地成长，后来我们发现政府一旦介入事情就糟糕了。但政府介入，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规划性太强势了。他们忘记了一点，这个区的存在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艺术区，才有他们介入式的规划。他们在处理政府规划和自发性聚集的辩证关系中，应该非常小心翼翼。但是很不幸地是在我的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政府出于他们自身的目的，为了他们的单纯政绩工程，不惜牺牲艺术家的自发性以及更加专业的机构能力和能动性。甚至撇开这些专业人士和艺术家的创造力，然后照顾了政府自身一厢情愿的利益。这样对于艺术区的原创力、凝聚力、创造力产生了很大的伤害，这个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更加极端，就是西安的曲江。曲江的问题，我在包括文化部的会议上也都谈到过，曲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规划结果。它像一个巨兽一样不断地吞食各个概念——从动漫到摇滚乐，到当代艺术，到亚洲第一大喷泉，到民俗艺术，任何一个题材都要吞进去。然后请来的都是大腕，谭盾等等。谁大腕我就请谁，其目的只是为了炒高那个地区的房价、地价，然后政府增加税收。这个东西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它摧毁了西安本地的原生态文化。就是西安本地的音乐、动漫、艺术没有得到扶持，反而花非常大的价钱去引进外边那些“恐龙”，这群恐龙一进来以后就造成了对于原生态生命力的一个摧毁。
另外，西安是一个文化古都。实际上，曲江也就是打着大雁塔的文化遗产，还有曲江这个无形的文化遗产，甚至包括法门寺这个佛教胜地。他们打的是佛教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遗产资源来进行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在这个基础上面，我认为他们实际上为了单纯的地价和房价而牺牲了历史的中立性和纯洁性。因为我觉得像法门寺这种佛教胜地，还有大雁塔这种宗教场所应该是属于全人类去缅怀历史时一个中性的场地，不应该成为一个被过渡开发的地方。但是很遗憾政府为了对它进行开发，使得现在看到的在大雁塔法门寺旁边产生了大量的假古董，真古董实际上很少。这种假古董包围真古董的现象，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或者我们对历史的一种缅怀。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把西安定义为一个正在摧毁真实文化的文化古都。
这个环境，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三个层面：一个就是政府的规划性跟艺术家自发性的冲突，体现在我参与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上；第二个是政府引进的“恐龙”打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名号，行的是房地产、地价和房价支持的事情，压制了整个西安原生态艺术的发展；第三个是它在通过“假古董”的建设，这种招商和拉抬地价的方式，不但摧毁了正在发生的文化，也正在污染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三个层面，等于说我在西安的这十年一直面临着在一个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边坚守艺术的原生性、自发性和创造性的这个事情。现在回头一看，发现太艰难了。就是你想你面临这么多的敌人，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本篇文章来源于 www.ssmuseum.com 原文链接：http://www.ssmuseum.com/a/Interview/2010/0608/2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