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多正式的场合，哪怕是在巴黎盛大的个展上，严培明总是一身工装，或者是一件皱巴巴的西服，周围簇拥着一帮西装革履的人，他戴着金项链，叼着雪茄，看起来更像个唐人街上的大佬，而不是著名艺术家。侯翰如说：“明是真正的大佬”，严培明自己的说法是，当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特像个艺术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个很好的艺术家了。
严培明2004年巴黎个展开幕的当天，他请了300个人去他巴黎市郊的工作室，“巴黎的馆长、批评家，重要的收藏家全部到齐”，这间工作室有2000平米，他今年刚刚分期付款买下。事实上严培明很少呆在巴黎，几乎从不在巴黎作画，他的那个空旷的工作室由他的母亲和弟弟镇守，可以看作是他作品的一个仓储、物流和结算中心。他的工作室在弟戎，从1980年起，严培明已经在这座距离巴黎3小时车程的小城中生活了24年。严培明1960年生于上海的闸北区，高中毕业考上海工艺美校落榜，赤手空拳来到法国，20年后的今天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就像他的作品难以归类，严培明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不协调。他生活简朴，现在还是每天自己买菜下厨，开一辆特破的雷诺两门车，椅套很脏，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严培明甚至不敢把这辆车开出第戎，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抛锚；但同时他摊子铺得极大，在画家中罕见，除了巴黎和第戎的工作室，在他第戎的家里——一幢建于17世纪的老房子，他有专门的两间办公室，两个助手，一个负责资料整理，一个负责对外联络。在他办公室里，除了历年的画作档案，我看到了只有制版中心才会配备的专业扫描仪，“就像打仗一样”，严培明解释到，“你要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要用的时候一下子全部拿出来”。
他看上去憨厚朴直，略有口吃，“从来不打电话求人”，但人脉极广，展览遍天下。他说话时很温和，但画面粗暴狂野；在生活中特能忍受在艺术上却肆无忌惮。他出生在中国，但在作品中却很少看到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在法国上了美术学院，但绘画的手艺却完全来自中国。他只去过一次卢浮宫，“对中国画毫无兴趣”，自己的作品却进了蓬皮杜。
严培明的作品题材带有强烈的人生关注和社会干预，他的展览，往往成为社会公共话题。他画毛泽东、李小龙，也画警察、罪犯和流浪儿。不管是画伟人、自画像或者卑微的小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尺幅巨大，气势撼人，迫使观众真正进入到画面之中，他的巨幅肖像的直接性唤醒了人们对绘画沉睡的感受。
严培明的创造过程类似行为艺术，他舞动着长刷子，肆意挥洒，颜料飞溅，创作过程像是一场搏斗。他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一张大画，在塑造形象的同时解构形象，在偶像崇拜和偶像攻击之间游离。他的创作资源不是来自艺术史而是来自街头，他更得益于少年时代的视觉记忆——文革的巨幅领袖肖像和曾经风靡一时的影剧院海报。他用单色绘画的方式在强化表现性的同时也部分消解了绘画的语言难题，把画室中的肖像画创作变成了引起公众关注的艺术行动计划。
我在法国的一切力量都是在中国20年的经历
ArtWorld:还记得你第一天到法国的情景吗？
严培明：当然记得，80年来的时候我穿的裤子衣服都还在。来法国第一天感觉很好，前途辉煌，第二天就感到渺茫。到巴黎机场接我的人拿着我的照片，然后我被直接送到一家做皮包的工厂，立刻开始干活。
ArtWorld:你来法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获得成功？
严培明：我当时想过，不成功，我也在这个地方努力过。刚到法国的时候我没有考虑成功，再说什么是真正的成功？我要做的事情，第一学法语，第二进这里的美院，很干净的。三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巴黎，就在第戎中餐馆里面打工，打了八年半工。后来又打了两年周末的工，一共十年，从80年到90年。
ArtWorld:你出国前有没有考过美术院校？
严培明：我79年考上海工艺美校，考的人特多，收就收20个，没考上。
ArtWorld:后来有没有接着考？
严培明：当时我怎么想，考不上就出国了。我舅舅在法国，舅母是温州人，我从小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温州人谈论出国的事情，他们去北京办签证也是我陪他们一起去，我从小就知道怎么出国。上海工艺美校没考上的时候，我给我舅舅写了信，他帮我办了一个法国的语言学校。 ArtWorld:那时候做艺术家的理想可能还没有产生？
严培明：有，我这个人从小就想做艺术家，只是没有想做一个大艺术家。
ArtWorld:做艺术家的梦是怎么萌生的？
严培明：我有个邻居，是个码头工人，但是他喜欢画画，我从小看他的画，好棒啊！1977年，上海戏剧学院招工农兵学员，要他去，但是个个反对，当时他工资是18块，再过一年工资可以拿36块，他就听他父母的话，没去。第二年恢复高考，他就一辈子后悔。我看了他的命运，我就知道做人要有机会的话，永远不要放弃。
ArtWorld:你十几岁就知道了？
严培明：你想他的命运那么惨，现在还是一个码头工人。
ArtWorld:这可能是对你人生的促动，在艺术方面你受谁的影响？在上海有没有拜师？上海近代以来还是保留了很好的油画传统，有不少名师。
严培明：就是我的中学老师，今年退休了，闸北六中的美术老师，叫徐家晔。 像夏葆元什么的，都是当时上海顶尖的人，他们这帮人我都不敢去找，没这个胆量，可能就是没这个胆量才会成功。很多人知道自己的才华，但是失去了很多机会，一个艺术家是整体的，并不只需要才华。画得很好——这是一句废话，西方人讽刺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会讲：“噢，他画得很好的！”意思是他可以去卖了。
ArtWorld:为什么不敢去找他们？
严培明：我说话有点结巴，从小就不敢讲话，看了别人有害怕的感觉。
ArtWorld:有没有因此产生自卑感？
严培明：当然自卑。我从小喜欢用别的语言来表达。
ArtWorld:你所说“别的语言”一开始就是绘画吗？
严培明：我喜欢画画，在当时的中国，我的理想是去电影院里画画，又不用说话，一个星期画几张海报，还可以看电影。当时读美院毕业的人，要么留校，要么分配到工厂、商店作美工，分到电影院是高级的。
ArtWorld:一些国外的采访中说，你出身在一个底层工人家庭？
严培明：我家里住着很小的一个房子，母亲在里弄工厂工作。我画静物的时候，家里唯一一张桌子给我用，我画两个星期的画，家里就站着吃两个星期的饭。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不是我成长的地方。精神意义上的成长到法国才开始，但我在法国的一切力量都是在中国20年的经历。
ArtWorld:现在回去有没有荣归故里的感觉？
严培明：绝对相反，很消极的，看到别人点头哈腰，童年的压迫感全来了。
ArtWorld: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出国，现在的境遇？
严培明：不是前途渺茫，是完全没有前途。有时候想想会做一个工人，一个人……或者，讨不到老婆也无所谓，从小我就是很消极很自卑的，同时也不会放弃对自己的追求，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ArtWorld:在你的专业生涯中谁是对你最重要的人？
严培明：我每段时间都会碰到帮助我的人，从小学到中学到美院，最重要的人是启蒙老师。我这个人只要一指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从小就是一个人探索。
我参照了韩信
ArtWorld:听说你来法国的时候，随身带了四本书，《中国绘画史》、《西方绘画史》、《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中于连的奋斗是不是很激励你？
严培明：对，我从小就喜欢看这个书。
ArtWorld:你参照了于连？
严培明：没有，我参照了韩信。
ArtWorld:你忍受过胯下之辱？
严培明：全部忍受。
ArtWorld:最不能忍之忍受是什么？
严培明：受到别人无礼的侮辱。 比如餐馆老板，台湾人，看不起从大陆来的人，他们全家骂我的时候，我只有回答他们一句话，我说我是来打工的，没白吃你的。现在我不能肯定，但是20年以后我们等着瞧。
ArtWorld:你现在是第戎的名人，当年羞辱过你的人现在还能碰到你，他们很尴尬吗？
严培明：没有，我不记仇，他们说，你还想得起来吗？你打工的，有一家人每次来都给我50法郎的小费，我对客人很好的。
ArtWorld:你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到法国来以后有没有被反洗脑一下？
严培明：有。
ArtWorld:很痛苦吗？
严培明：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碰到一个第戎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他对我很不错，他说你每句话都在撒谎，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在中国大陆的脾气还在，不肯讲老实话。后来一想，中国长大的小孩，都不敢讲老实话。后来我一点点改变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开心就是不开心，喜欢的人就是喜欢。不像过去，隐隐藏藏的，讲几句套话。
ArtWorld:率性。
严培明：自由一点，艺术家最好的是自由。除了自由以外还有什么？哪一个职业比自由更加幸福？随心所欲。在第戎美院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
ArtWorld:是不是你当时在谈恋爱？
严培明：谈了一个上海人，她说你不要画画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喜欢叫我开餐馆，她说开餐馆不管怎么样，三碗饭总归有得吃，画家可能连三碗饭都不能保证，你想一个姑娘，为了三碗饭嫁人，那不扯淡吗？
我们是文化孤儿
ArtWorld:来法国以后，你应该是处在一个底层，这个时候最难的是在精神生活上的坚持，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你？
严培明：人生在世，要做想做的事。一个画画的人后来改做生意了，他一辈子都在后悔——我当初也是学画画的。有钱怎么样？有钱没钱活得一样，有什么差别？你总不能一天吃四顿吧，吃多了大胖子出来了，容易得糖尿病。
ArtWorld:十年打工，还要读书，还要画画，应该是很累的。
严培明：我当时很幸福，打工回来就是画画，就想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它不像中国，中国人与人之间要比的，个个想发财，在法国没什么好比的，邻居他开他的餐馆，我打我的工。
ArtWorld:你会不会有一种面对成功的焦虑？就是我要做多长时间才能被大家所认知。
严培明：从来没有过，我感到现在我都没有成功。
ArtWorld:你是第三个被作品被蓬皮杜美术馆收藏和展示的中国人，在你之前只有赵无极和陈箴，如果这不算成功的话，那么你的标准定在什么位置？
严培明：我的标准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做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中国现代艺术只有十几年历史，他们有一个世纪了。只是最近几年才看到中国艺术家在国际大展里出现。中国不会出世界大师的，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德国出了大师，美国出了大师，他们谈历史背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收藏家，目前的中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世界级大师的，不可能出现。中国还没有开始嘛，21世纪要做中国人。
ArtWorld:你对现状的判断好像比较悲观。
严培明：我们是文化孤儿，像他们那么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强大，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可能需要有几个中国人，只有几个，会推倒顶峰的位置上去，但不会很多，只有几个。
ArtWorld:在国际艺术圈，正在制造一个当代中国艺术的神话，就像60年代利奥·卡斯底里制造美国波普神话，80年代的沙奇制造英国YBA神话。
严培明：艺术家如果没有神话的话，就不存在，艺术家都是有故事的。我每个题材，每张画都有故事。
ArtWorld:你期待什么时候上场踢球？
严培明：可能就是下一场球。
ArtWorld:你在欧洲已经很有名了，今年巴塞尔博览会上五家欧洲顶级画廊同时在推你的作品。下一场球是不是应该在美国踢了？所谓的国际影响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影响。
严培明：我现在一个电话马上就可以去美国做展览，但是谁做策划，在哪一个博物馆，太不一样了。做了展览还要留下来，不是一个展览就成功的。为什么我现在不急着去，你基础还没好，基础越好后面跑得更快。有机会不要放弃，还要知道哪个机会好，哪个机会不好。严格一点讲，很多破展览我都不应该参加的。
临死以前，不要后悔
ArtWorld:你什么时候开始画毛泽东头像的？
严培明：在上海小时候也画过，一到法国来也画过，87年开始正式从事这个题材。91年的时候在我开了第一个个展，当时展出的都是巨幅的毛泽东像，题目是我自己起的，“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开始”。 ArtWorld: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严培明：毛泽东是一个形象，也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我本人没有历史，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
ArtWorld:借此来表达你自己？
严培明：看了毛泽东以后，才了解到我是中国人，再了解到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ArtWorld:这个题材的选择和国内的政治波普有没有关联？
严培明：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带很多讽刺性，我是非常肯定的。
ArtWorld:文革给你留下了重要的视觉记忆，你在题材上的选择是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策略？
严培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你想，当一个艺术家刚开始活动的时候，他的主题很重要。
ArtWorld:选择这个主题和黄永砯选择中国文化符号是同一种策略吗？
严培明：黄永砯对中国的东西比较懂，我一窍不通，我只懂我经历的东西。
ArtWorld:可能说得过分一点，你当时来法国的时候，唯一能利用的文化资源就是文革。
严培明：对。
ArtWorld:可能说得更过分一点，谈国学是没法谈的，对西方也不了解，其实只有一个政治运动的经历。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坦率，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样很功利？
严培明：在西方是无所谓的，你能站住脚是看你作品的存在。不像中国很多人讲话都在狡辩，有什么好狡辩的？
ArtWorld:你后来画了很多你父亲的肖像。
严培明：我父亲后来移民法国，我当时(1993-1994)得了罗马大奖，要在意大利住一年。我父亲生病，我很着急，从罗马一回来就帮他画了一批肖像，题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丑的人，最吝啬的人，最富有的人……”，一张画一个标题，总共画了四十张。
ArtWorld:李小龙系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严培明：1999年。
ArtWorld:李小龙是一个海外中国人的神话。
严培明：李小龙家喻户晓，在欧洲富人不一定知道他，穷人一定知道他。先画毛泽东，后画我父亲，父亲画好后就画我自画像，我再想找另外一个中国人，我很喜欢李小龙的电影，看了很多，我就想画，看到李小龙，我觉得我要画半身，画全身，这个想法带入一种新的感觉。
ArtWorld:你最近的一批新作是在画自己的死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严培明：因为我父亲去年去世了，对死亡这个问题我特别敏感，我不想死。中国人看到死亡的东西都很害怕，不吉祥。特别香港人，最怕了。
ArtWorld:你是惧怕死亡本身还是担心壮志未酬？
严培明：我怕死，死亡。
ArtWorld:描绘自己的死亡是不是可以释放恐惧？
严培明：殡仪馆的自画像一定是虚构的，艺术家不可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再画自己死去的样子。一定是艺术家生前画的。我想象中我的死亡就是这样一个姿势，两脚一伸，盖块白布，这个姿势是世界上最普遍，最简单的。我特地还画了两个手柄，这个手柄一伸就送进冰箱了。
ArtWorld:你希望自己活多少岁？
严培明：我想八十岁死掉恐怕太年轻吧，等到自己不想活的时候，很累了再走比较好一点。
ArtWorld:对你来说人生为了什么？或者为了成功，站在顶峰？
严培明：并不是为了成功，为了临死以前，不要后悔。
ArtWorld:你的自画像和其他作品一样，狂暴而强烈。
严培明：我的自画像都是很自卑的，很多人看不出。我比较喜欢悲惨故事，黑暗的、悲哀的，用我的语言去表达更加激烈一点。艺术表现快乐没什么意思。
恐惧感是一种病
ArtWorld:现在去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和当年赵无极、常玉、潘玉良他们走的路已经不一样了。你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旅法中国艺术家？他们在法国的真实地位如何？
严培明：他们这帮人，赵无极的地位比较高一点，常玉、潘玉良生前在法国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去世以后才炒起来的。
ArtWorld:他们三个人，特别是赵无极和常玉，作品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上已经是天价了。
严培明：对我来讲赵无极在文化上一点贡献没有，就是画风景而已，他的作品我认为是抒情的，带奶油的，甜甜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ArtWorld:那么你在文化上的贡献体现在什么地方？
严培明：我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ArtWorld:具体一点。
严培明：艺术家要表现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观点，一种看法。这个月我要去金边，画一批小的素描，一批速写，在金边的垃圾场，住了大概几千个小孩，我给他们画肖像，出本书，书名就叫《垃圾场》，全是小孩的头像。
ArtWorld:选择黑白单色绘画是无法克服一些东西吗？
严培明：刚到法国的时候，每当你调颜色的时候， 总是有个老前辈在你眼前出现，摆脱不了，突然我发现，黑白就避免了和他们碰面。
ArtWorld:中国水墨也是在黑白二元关系中的表现，我看过有文章说你受黄宾虹的影响，是吗？
严培明：没有看过，我对中国画毫无兴趣。
ArtWorld:很多在国外成名的艺术家，出去以后都放弃了绘画，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在架上绘画领域，有没有尝试过做做装置什么的？
严培明：他们在中国学的绘画，出来搞装置；我在西方学的装置，搞绘画。绘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绘画的语言太古老，而且大家都懂这个语言，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语言和想法的话是很难出来。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狡猾一点都可以做。搞画画，现在要有点傻劲，不去追求立即成功。
ArtWorld:绘画史上有那么多大师在你的面前，你有没有望而生畏？
严培明：恐惧感是一种病，不能因为有人做过就不做了，什么事没人做过？我在第戎美院的西班牙老师，他知道我很有天赋，他曾经说，你这个人就像走钢丝，摔在左边是一个普通人，摔在右边是一个大师。这一点的差别和技巧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完成一张画是最后一口气才完成的，有的人是最后一笔完成的。
ArtWorld: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严培明：每天十几个小时吧，包括画画和一些杂事情。我想一张画的时候，一整天最好的时间也就半个小时。
ArtWorld:你画一张画要多长时间？
严培明：两三天。
ArtWorld:你画得很快，速度上又回到了你最初的梦想，在电影院画海报也是这个速度。
严培明：快，因为活的时间太短。
ArtWorld:有小稿吗？
严培明：我从来不画小稿，很大的画也是一次性上去，最后一遍是重新画一次，全部改变。 ArtWorld:你有没有担心有一天失去了创造力？
严培明：我不停地工作，就像机器开在那里。中国艺术家可以吃老本，一张画成名可以吃一辈子，在西方艺术家越成功越努力。
ArtWorld:你始终有危机感？
严培明：每张画都是一个警钟。在西方，几年不见新作品，就被淘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