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牵牛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岐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睕彼牵牛，不以报箱。 《大东》篇原是一首表现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这一节大意是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虽身居高位，却无恤民之行，不过徒有其名而已。这里，对织女、牵牛二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这时人们对二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牵牛)和帝女之桑女神(织女)有关，但还仅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然而它又不是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此时的牵牛、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他涵义的称谓。此时，它们已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开始进入文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子”，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到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对。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织女像。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被远远地隔离在湖的两边。台湾学者王孝廉也认为，《西都赋》中牵牛已有人格化的迹象(他认为牵牛的人格化是这个传说形成的“重要关键”，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追求“合理化”情形下的“必然要求”)并据此推断其形成当在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之间。这一观点正与笔者所见略同。当然。此时牵牛织女他们之间是不是恩爱夫妻，或是眷恋的情人，因无充分的材料，尚不好说。但如果认为，在表现二人的关系上，比《大东》篇中又进了一步，并且已经打开了人们把他们想象为夫妻、恋人的大门，可能是并不大谬的。这时，如果爱情的灵感有缘踏入这座“大门”，那么一定可以孕育幻化出优美的诗篇、动人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古诗十九首》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吟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灌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里的牵牛、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见《岁华纪丽》)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了。发展到这一步显然是要经过相当长期并且是十分积极活跃的演进过程的。 这一点，还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见出。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载：山东省历城县孝里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很可能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反映。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作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反映。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唐代李善为《文选》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时引了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决定《牛郎织女》传说生命特质的基本情节或者说传说的原型已经形成。这就是：①牛郎、织女爱情关系的确定；②天河相隔；③七夕相会。三者之中，①是关键，而促成这一关键情节产生的，是爱情主题(即群体主体的一种感情积蓄)的注入。有了爱情的注入，本来不相干的两颗星座，两位传说中的神，具有了人性，成为体现人间感情的夫妻，并由此生成一个独立的艺术生命系统。这个生命一经生成，便以其自身潜在的结构功能，规定和影响着未来的发展。受其制约，原来作为天体中一种自然现象的银河，一进入这一系统，便蜕去原质，形成新质，成为阻碍牵牛、织女团圆幸福的象征物。由爱情受阻，进而出现七夕相会，也便是自然合理的了。从《牛郎织女》传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前述三个基本情节，构成了它的生命系统的核心要素。如果把后来充分发展了的《牛郎织女》传说比做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的话，那么这三个情节就是它的树身和主要文干。以后的发展，比如它同“两兄弟型”故事，同“毛衣女型”故事，以及同“难婿型”故事相结合，进而增生出许多丰富多姿的情节网络，就都是由此而生发开去的。 第二，《牛郎织女》作为传说生成的大体时间，当在东汉之初，也可能在西汉时期。因为，上述可资引证的资料，尽管出在东汉，甚至稍后的三国时期，但它们都是经过文人加工、改造过的一种书面记载，而这样的记载，必须以传说在民间比较广泛的流传为前提。我们知道，一种传说要达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即使在信息传媒发达的今天，也非易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古代，就更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它的实际形成要比记载的时期更早一些。 牛郎织女传说发展有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开始是两颗星辰间的故事，到老牛、儿女情节的出现显然是相对较后的事，在以后的传说中这条通人性、懂人语老牛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平时是牛郎的好伙伴，关键时刻是他的有力助手，如嫂嫂要毒害牛郎，是老牛让他不要吃嫂嫂做的馅饼；当织女下湖洗澡时，是老牛指点他偷得衣衫，从而得到美丽的妻子；当织女被抓回天宫时，又是老牛献身，让牛郎杀了自己，披着它的牛皮飞上天去追赶。有的传说对老牛的作用，更是强调尤加，比如说牛郎的哥嫂常背着牛郎自己做扁食、蒸包子、炸油糕等好吃的食物，由于老牛的帮助，每次都能让牛郎回家赶上；老牛设计让牛郎与哥嫂分家，分家后牛郎在集市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费用都记在它的账上；老牛还告诉牛郎在还织女衣服时要先吼三声“老牛”，由于牛郎忘了此事，织女得到衣服就飞回了天宫；但是后来牛郎还是乘牛皮追至天宫，并按老牛的教导，顺利闯过金狮、银狮和鬼把持的“三门关”，最后按照老牛所示的方法，找到了妻子。在传说中老牛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普通的牛），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普通的人），它兼有牛性、人性和神性的特殊形象。故事中人和牛的亲密关系，既传递出人类早期与动物间的关系，也明显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是与土地有关的各种牲畜，它们中有的甚至是某社会集团或族群的图腾，被赋予神性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卡塔·于育克（Catal Huyuk）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岩画中硕大的公牛形象，暗示出牛不仅是人们狩猎的对象，也是一种圣物。牛郎织女传说中老牛被赋予超现实的本领和品格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国劳动人民对牛的崇拜，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农业经济社会里，牛是人的忠实帮手，同人的命运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可能与佛教的影响有关。在南亚信佛的国家，牛被视为圣洁的动物。印度、尼泊尔等国家都有崇牛风俗，牛被称为神牛，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保护，有禁止屠牛的教规。据佛教的记载，牛的脸、颈、背分别住着湿婆、比湿奴和大梵天，牛屎是圣河，牛奶是圣海，牛眼是日月神，牛尾是蛇王神。牛的全身都是圣物圣地。在我国的甘肃天水东南90华里的麦积山石窟中就有专门祭牛的“牛儿堂”，塑有牛的塑像，当地农民称它为“金蹄银角牛娃”祈求丰收时就来礼拜抚摩“神牛”。 此外，我认为，老牛身上的人性，如忠诚、正直的品质是同牛郎的品质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是牛郎品质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它生动地体现着世代劳动人民对牛郎这类勤劳善良而又受欺侮者的深深的同情和真诚的援助，是正义美好力量的化身。至于“一双儿女”，是农业社会中普通百姓理想家庭的模式。是中国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道德伦理的典型反映，至今还有“一儿一女一枝花”，“有儿有女老不怕 ”的谚语在民间流传。 “仙女下凡洗澡”情节至少传递出两个文化信息，1，人神共界2，湖即“水”在习俗中的重要作用。仙女因脱了衣服或羽毛下湖洗澡，成为人间的人；因为没有了衣服和羽毛不能在回到天上，表层上看衣服和羽毛是她们转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深层隐含作用的却应该是“水”。 “水”是人转化为神或神变为人，甚至人变鬼的重要媒介。这从许多民族的习俗和仪式中可以发现。举一个小例，但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在我国南方，以前小孩受了惊吓，有叫魂仪式，一只盛些清水的碗上蒙一层薄纸，大人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用手指蘸着大盆里的清水，往薄纸上甩，当薄纸上出现了一个个小水圈时，被认为孩子的魂已经回来了，这碗带有“魂“的水让孩子喝下，孩子的惊吓病就好了。这里的大盆、小碗里的水以及纸上的小水圈都被认为是魂可寄住之处。此外，沐浴使人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如赞比亚女孩的成年礼有一项仪式就是“沐浴”，通过“净化仪式”她才转化为可以谈情说爱的“大人”了。 王母娘娘设障碍表层上是封建社会反对男女自由恋爱的反映，而深层次上则是成丁礼和服务婚的曲折反映。《牛郎织女》传说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异文中，有不少作品具有这样的情节：牛郎追赶织女到达天宫以后，织女的父母(天公、天母)不予接纳和承认，他们出了许多难题来刁难牛郎，企图以此破坏他同织女的婚姻。例如苗族《牛郎织女的故事》讲：牛郎上天后，天公大为不满，屡出难题，欲加害于他。先是带他去赶场，趁他不注意，自己悄悄溜回，想让他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不了家；接着让他爬到树上去剥杉树皮，又乘机抽掉梯子，想把他摔死或饿死在树上；接着又让他去烧山栏，当他走到半坡，就从下面放起大火，想把他烧死；当牛郎在妻子帮助下一一战胜了上述困难和风险，最后天公便亲自用毒酒把他毒死。善良智慧的织女又请来动物，救活了丈夫。这时，天公只好同意他们结合。他们带着孩子重新回到了人间。上述“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完成生产劳动任务；二是经受生死磨难的考验。这些内容，从表层看来，是岳父母对女婿(牛郎)生产技能、智慧才干以及勇敢、意志的检验；但是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人类早期“服务婚”和“成丁礼”的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