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人们都喜欢买些鲜艳悦目的年画，贴在门上或室内，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春节贴年画，在我国由来已久。年画，古称“门神画”，其最早的名称叫“门画”。据《风俗通义》记述，在先秦两汉年节宗教信仰有祀门之习俗，故神荼、郁垒成为我国最早的司门之神。晋代宗懔《荆楚岁时记》道：“正月一日，给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东汉蔡伦发明了纸，唐以前多为手绘门神。门神的角色亦不是传说的形象，而出现了真实的人物。人们对门神的普遍说法是：门神中的白脸将军为齐州历城籍（今山东济南市）秦叔宝，黑脸将军为朔州善阳籍（今山西朔县）胡敬德。《李世民列传》记载：唐太宗时，李世民因噩梦致病，每逢深夜就听见鬼叫，吓得心中不宁，寝食不安。有位大臣进言：“派大将守门，必能驱鬼。”大将秦叔宝、尉迟敬德自告奋勇全副披挂，一人持剑，一人持鞭，站立宫门两边，彻夜守护，太宗的病果然痊愈了。太宗大喜，但想将军守门不是长久之策，随命画工把两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绘在宫门上，后人仿效画于纸上或木板刻印而盛行于世。由于秦、尉迟二人皆为将军，故唐时的门神多以威武将军出现，加之民间画工在唐史演义的基础上，对他们二人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所以逐渐演变其为年画“门神”。
隋代后期，随着木刻书籍的产生，木版年画亦应运而生了。从绘画上讲，梁朝刘琰的《少年行乐图》可称之为年画之先声。到了唐五代，画目繁多，有韩滉的《丰稔图》、周昉的《游春仕女图》、《扑蝶图》、李嵩的《观灯图》、易庆之的《元宵图》、徐熙的《牡丹图》、苏汉臣的《婴儿对浴图》等。尤其是《婴儿对浴图》，画上画的婴儿赤身系红兜肚，戏舞花侧，着色鲜明，栩栩如生。这证明，唐代的年画在构图和用色上，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到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我国最早的雕版年画，见于南宋时期印的木版年画，画面有赵飞燕、王昭君、班姬、绿珠等美女图，关张赵马黄五虎图。元代年画中有寿星图、八仙图、松鹤延年等，而且有出售交易市场。明代，由于朱元璋的提倡，这种习俗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由于戏曲杂剧、绣像小说及使用插图等木刻画的兴起，并在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使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特别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年画更为繁盛，产地遍及全国，并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木刻年画的专业画工和雕刻家。
辛亥革命前后，年画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遭受冷遇，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此期间以上海的老月份牌为代表的石印年画走俏大江南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老月份牌”风，一大批月份牌名家脱颖而出，如谢之光、周慕桥、金梅生、杭樨英、胡伯翔、徐泳青、郑曼陀、叶浅予等。
抗战时期，解放区出了不少年画佳作，主要以抗日和劳苦大众为题材，如参军图、新年劳军、兄妹开荒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年画艺术发展迅速。无论是造型布局，还是寄情寓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作了不少宣传新道德、新思想、新生活的优秀作品。
一千多年来，民间艺人积年累代，父传子承，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特韵味的木版年画，并逐步形成了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淮坊杨家埠、陕西凤翔、河南开封朱仙镇、湖南邵阳滩头、四川绵竹、广东佛山、福建漳州、山西临汾、河北武强、云南大理等等名满天下的木版年画。这些地区年画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具有相当规模，其作品大多以简练的线条、鲜艳的色彩，并融入改革开放新题材，注重情节、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使作品别有新意，颇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来源：中国民间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