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文联、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国书协、河南省文联主办的张海书法作品展将于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书协主席的著名书法家张海先生，多年来潜心翰墨，广泛探索、锐意创新而又保持理性的思考，使自己的书法艺术具有了让人羡慕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并引领了河南书法的崛起。展览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张海先生，就展览的相关情况、书法艺术的有关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基本情况。
张海：这次展览展示的主要是我近六年来的作品。回顾过去，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从作品数量上说，共50幅，七八十件；从书体讲，四体皆有，我自认为都没有凑合，都不是临时抱佛脚，每一种书体都下过很大的功夫。展览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集中展示每种书体的一个四条屏，给观众一个整体印象；第二部分为篆书、隶书；第三部分为楷书、行草；第四部分为六个册页。展览最突出的特点是，每一类都有创作心得，实话实说，介绍创作过程和体会，跟观众交心，决不作秀。同时还有一些作者手记，从平时发表的文章中选择精短的段落，目的是增强展览的学术性，不敢说它们能给观众启发，但至少可以供大家讨论。这在其他展览中应该还没有过。
记者：您在1984年的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书法家代表作”的思考，从艺术高度、风格含量、时空价值三个方面对代表作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否已经产生？这次展览中哪些具有代表性？
张海：我主张书家应该有代表作。但有一点我很清楚：自认为的代表作与别人认为的代表作之间有很大差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之处有一定难度。我拿出来的作品自己很满意，但观众满意不满意，这很难说，我希望通过展览缩小与观众的距离。就我自己来说，有一件写苏辙文章的草书八尺整张四条屏我自认为比较好。这件作品的创作跨度很长，最开始写完比较满意，但是发现前头几个字顺序颠倒，就放了下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再看，觉得不错，决定继续写下去。写完之后，发现整件作品气势上比较贯通，字形、布局以及细节方面毛病比较少。另外，小草我下了十几年功夫，基本没有停顿。这次展出的几幅小行草也很有代表性。今年我63岁，它们起码是我63岁之前的代表作。
记者：这次展览是对您四种书体艺术水平的全面展示。有评论家认为您不仅四体皆能，而且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您自己作何评价？
张海：这是工作需要形成的局面，我并没有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四种书体齐头并进的目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办展览时，一个展览中只有一种书体会觉得不够用，并且也显得单调。我慢慢发现，每一种书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后来又认识到，虽然各种书体各有各的规律，但相互之间可以渗透、借鉴，渗透、借鉴的结果，是使每一种书体都显得比较富于变化。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算有驾驭几种书体的能力。
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各种书体之间不能平均用力，也不能这个书体一下那个书体一下，而是要循序渐进。学音乐的上午练钢琴，下午拉二胡不行，钢琴和二胡的指法不同，放在一起全都乱了。学书法也是一个道理，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乱写一气，是有害的。二是虽然我能写四种书体，但不敢说大话，不敢说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经过努力，我在隶书和行草方面有一些变化。
记者：您自我否定、自我完善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要做到自我否定，必须有良好的辨识能力、良好的悟性和充分的自信心，同时还要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只有处理好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您是怎么自我否定的？
张海：自我否定是很必要的。我开始学隶书的时候，各种范本都拿来学习。后来觉得不行，就集中学习《封龙山碑》，1981年“晋冀鲁豫书法联展”中，我的一幅隶书四省日报不约而同刊出。后来仔细琢磨，虽然自己觉得不错，但如果放在众多作品中，还是很难显现出来。因此我就把以前的东西否定了。我想能不能写汉简？在写汉简的过程中，发现草意比较浓，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行草功夫，因此把隶书、行草、汉简结合起来，开始尝试草隶。这有点像农学家培养新品种，要经过杂交、试种、育种，反复试验才能成功。我写草隶也是一样的道理。隶书、行草、汉简的融合不是机械的，不是每种书体各占三分之一，而是水乳交融。最开始每天都进行试验，可能一整天能出现一个达到隶书、行草、汉简结合得比较好的字，于是把这一个字挑出来，再按照这个字的思路进行试验。几个月下来，觉得有二十几个字不错，就按照这些字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反复试验，到1986年终于取得初步成功，有汉简的味道但又不同于汉简，有隶书的味道又不同于隶书，有行草的味道又不同于行草，于是又把《封龙山碑》给否定了。如果继续写隶书，只能是进一步深化，很难出现新东西。要创新，就要否定。不断否定，就形成了现在的面貌!
记者：您曾经用跳高来比喻创新。要打破2.4米的跳高记录，不必梦想着跳4.8米，只要提高一厘米即可，2.41米就是新记录。现在创新是书法界的一个时髦词汇，不少人也想创记录，但他们想的不是2.41米，甚至也不是4.8米，而是9.6米，或者更多。这种一厘米精神值得提倡。
张海：我想一厘米精神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一个搞书法的人一生用于书法专业创作的时间有多长？他必须首先继承传统，而要把传统继承好，又要花多少时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不能够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也是一个问题。一百个人训练跳高，能有几个人达到朱建华当年的高度？说不定一个也没有。一百个人学颜真卿，能有几个达到他的高度？说不定还是一个也没有。所以，能够高出一厘米已经很难，并且要靠艰苦的努力。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传统深厚，要想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十年前的十个书法家也许现在大家还记得，但再过上二三十年，十个人很可能全部被人遗忘了。
记者：说到传统，碑帖是书法的重要传统。您在碑上下过很大功夫，对帖也很重视。碑帖之中，您从何者获益较多？
张海：应该说碑帖各有所长，不必把二者对立起来。碑帖各有各的好处，二者之间不是彼此排斥的关系，也没有高低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就都宽容地加以接受。这跟人吃东西是同样的道理。每种食物都有自己的营养，关键是你的身体需要补充什么营养成分，需要什么就补什么，如果偏食，就会营养不良。书法也一样。
记者：听说您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了碑帖资料，出来后才发现连坐车的钱都没有了，只好抱着碑帖资料走回去。这种对书法的热爱实在是让人敬佩。现在的一些书法家似乎少了点这种对书法的热爱。
张海：那是1974年，我从安阳到北京荣宝斋来学习装裱。我的目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通过学习装裱来学习书法。当时中午没有地方休息，累了我就趴在裱画的案子上小睡一下，更多的时候是趁机把要装裱的字画拿来仔细欣赏琢磨。下班的时候我把装裱过程中剩下的纸头拿回去晚上练字。这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从北京回去之后，我把自己弄到农村，找了一个阁楼，把自己关在里头写字，再闷再热也不管。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希望能够走捷径。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譬如我从郑州到北京来，可以步行，可以坐车，也可以乘飞机，但过程和收获不一样。飞机最快，但对外面的情况什么也不了解；步行最慢，但可以领略一路的风土人情。学习书法以“坐汽车”为佳，既可浏览“沿路风光”，又可随时在“重点城市”停下，该看的看，该记的记，该下功夫的就下功夫，持之以恒，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记者：除了您的展览，河南今年将举办几大展览，河南这个书法大省又将成为热点。这让我想起“中原书风”，我想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肯定不一样。作为河南书法领军人，您如何理解“中原书风”在当下的意义？
张海：“中原书风”这个提法，有人赞成，有人否定。从这个概念的提出到它的最终形成，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认为“中原书风”的特点是阳刚、正大、伟岸、堂堂正正，篇幅也比较大。但时间长了之后，人们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大字多了，篇幅大了，细节就显得粗糙一些。我想也许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不能得兼。要避免简单的“大”、“粗”、“黑”。一个高大的男子，必须有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刚柔相济，才能让人觉得有魅力。我想说明的是，“中原书风”的特点不是谁规定必须这样，中原书家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同时它也不是固定的概念，大字之外也还有小字，只是这小字跟南方的不同。
记者：早在1985年，河南就举办了国际书法展，收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2万余件，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体现了河南书法的开放意识。开放性是否也是“中原书风”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海：当时河南很多作者都在农村，走不出去。但是“行万里路”对书法家来说又很重要。怎么办？书法家“行万里路”，最重要的就是博览和交流。因此我们就采取“请进来”的办法，把国内外的优秀作品和书法家都请来，让中原书家不走出去也能进行交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仅对中原书家重要，对其他地方的书家也同样重要。
记者：当前文艺界正在展开向常香玉学习的活动。您作为常香玉的同乡，对此一定深有体会。您认为书法界该向常香玉学习什么？
张海：常香玉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对书法界来说，一要学习她关注社会的态度。书法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时代特征。二是要学习她“戏比天大”的精神，对艺术执著追求。她对艺术的热爱足以打动所有从艺之人。既然投身书法这一行，就要把书法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在所难免，但它只是附属品，而不应成为终极目标。三是要学习她关注青年，提携新人。常香玉为豫剧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书法家当然不一定要收徒，但在自己取得一定的成绩之后，应该为青年书家的进步多做工作，不能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你的成就得益于书法事业，就应该把自己的所得回报给书法事业。做书法组织工作的人就更应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