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美术馆年”
2012年，被称之为“中国美术馆年”，这一年由沿海到内陆各类美术馆的兴建热潮席卷全国。高端民营美术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私立美术馆、区域美术馆、艺术院校的专业美术馆陆续涌现在世人眼前……
西安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城市，近年来美术馆博物馆建设也处于一个发展热潮期，而最为突出的是位于曲江的西安美术馆，在三年的探索后，日渐成为西安人口中“美术馆”的代名词。
作为西安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希望通过大展和学术研究带动西安美术馆的发展。近期的徐悲鸿艺术大展作为西安美术馆2013年的开年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徐悲鸿文化艺术精神的感召下，拉开了西安美术馆新年度的公共美育系列活动。而对美术馆应该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杨超馆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美术馆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
国内美术馆业内人士近年开始提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在构建城市文化、承担公共美育责任的过程中，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作为中国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提出美术馆应在重视学术研究，举办高层次艺术展览的同时，重点解决好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城市文化、艺术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以及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美术馆不应纯粹是艺术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而更应是社会大众美育培育的基地。
现状：中国没有一家成熟的美术馆
记者：对于2012年的“美术馆热”，您怎么看？
杨超：应该说，这十年来，国内建立了很多美术馆，但中国的美术馆还处于仅仅做展览的初级形态，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也一样，收藏不系统，学术研究滞后。这两年出现的很多私人美术馆，大部分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
记者：西方美术馆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杨超：西方中世纪晚期，架上绘画诞生后，美术馆的概念及实体也相应出现，西方美术馆经历了从展览、收藏、为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到自身成为艺术研究的核心主体，其发展到今天，美术馆本身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美术馆学。
记者：这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和整个社会发展相吻合的一种体现。
杨超：是的，当西方的美术馆被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仅仅还处在美术馆是展览作品的阶段，说明我们的美术馆是非常落后的。我们缺少收藏，本身的学术研究不够，公共性缺失，功能不够健全……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核心的问题。
记者：核心的问题应该是？
杨超：美术馆是干什么的。美术馆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公共文化、公共美育平台，肩负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使命。今天中国的美术馆基本上是画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美术馆和大众、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被切割了。
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公共性缺失
记者：西方人已形成了周末进美术馆的习惯，而国内我们现在基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这种差别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
杨超：首先要明确，不能说今天的人不进美术馆博物馆是今天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今天之所以形成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公共艺术上的差距，主要在于传统文化形态的不同，我们的祖先在创建中华文化体系的时候，在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失的。
记者：怎么讲？
杨超：西方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带有很强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具体体现文化本身的公共性和文化展示的公共性，以及文化传播的公共性。其文化本身是对个体生命、整体精神信仰和精神价值的体现，而这种带有强烈公共性的文化展示以城市的精神物化地标为平台，这种城市精神地标又是传播公共文化的的媒介，从而形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紧密结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至中世纪的教堂，还有其后出现的美术馆、博物馆、城市公共文化广场等。中国不一样，中国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缺乏公共文化的“家国”文化系统，“家”就是家庭，“国”就是朝庭，在朝廷和家庭之外，广大的公共空间缺乏文化诉求，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实，在西方无论是早期的多神崇拜还是晚一点的单一宗教崇拜，其文化的精神地标是神庙和教堂，而表现文化的是雕塑，其精神地标就是一个自然的艺术展示平台，也就是早期的公共美术馆。
记者：按您的逻辑推理下来就是，没有公共文化，所以直到今天，没有建立公共文化空间，老百姓也就不会走进公共文化空间去欣赏文化、品味艺术？
杨超：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特别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博物馆有了自己的收藏，但这些藏品有个大问题，就是基本上不展出，依然延续中国人古老的收藏文化，“收回来”然后是“藏起来”。这种自娱自乐的收藏，是没有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由于文化本身的原因，艺术家基本和公共社会不发生关系。传统艺术创作只是艺术家个体精神情怀的表现，这就形成了艺术家创作公共性和公共文化的双重缺失。
解决：推倒美术馆和社会的围墙
记者：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将他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杨超：这就是徐悲鸿的伟大之处，如果没有他的收藏和捐献，也就没有这样系统的作品今天在西安美术馆的展出。徐先生不仅将自己的代表作进行系统的收藏，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古代大师的作品大量收藏，并视为生命，《八十七神仙卷》就是典型代表。而徐先生对同时代大家的作品也大量购买收藏，这些藏品的系统性是对艺术的极大贡献。徐悲鸿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和艺术改革家，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中国公共文化的推动者和艺术创作与关注现实社会的执行者。二十世纪上半期，蔡元培、鲁迅、徐悲鸿等文化界精英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特别是徐先生提出收购西方绘画精品，建立西方艺术博物馆和罗丹艺术馆的观点更具前瞻性。而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是当时符合世界潮流的重要主张，徐先生是其积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徐悲鸿的代表作品大多与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用艺术关注当代社会生活是其创作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国美术创作的极大贡献。
记者：美术馆在普及公共文化时，最关键的是什么？
杨超：公众走进美术馆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公共文化做得怎么样？美术馆和城市的契合点在哪里？跟公众的关系怎么样？这种文化使命既有阳春白雪的高度，又有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
记者：这二者之间的“度”好像挺难把握的？
杨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不看到看，再到热爱，最后形成人们精神的必需品，跟人每天要吃饭要睡觉一样。一个民族审美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既需要大众艺术欣赏，也需要阳春白雪的高度。经过普及以后，人们都热爱、喜欢看，至于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码事。培养大众形成精神上的需要，跟人吃饭、睡觉、需要交流一样，成为生活的必需。
记者：在上述这些问题下，2013年，西安美术馆有哪些针对性的规划？
杨超：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广场艺术。老百姓不进美术馆、或者说进美术馆的老百姓比较少，我们就要主动走出去，或者把美术馆的胳膊加长，伸出去。今年我们暂定用每周末的时间在西安市的几个人流量相对较大的广场，进行艺术品公共展示，同时以艺术的形式进行互动，让艺术走近市民，让市民走进艺术。
其次是“艺趣易教课堂计划”，我们将在我馆常设公共艺术教育展厅，与西安市各中小学进行联系安排，通过“讲解、观看展览、互动活动”的形式为中小学生设置室外艺术课堂，结合不同展览为学生提供西方美术、中国美术、现代艺术、古典艺术等历史文化艺术的延伸普及。
此外，我们还推出“艺术之旅”的概念。美术馆将邀请在业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担任艺术总监，以艺术为线索安排专属路线，带领大家前往世界各地具有浓郁艺术氛围的国家，以平民的价格让大家去看世界名作、艺术家故居、以及一些我们平时旅行社根本不会涉及到的艺术场所，在艺术总监全程伴随解读的同时，听专业博物馆、美术馆工作人员更为生动的讲解。去感受一场真正的艺术之旅。
记者：能参加这种旅游的人数还是比较有限的。
杨超：一年可能去100多人，但是这些人开阔了眼界，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万人。这样的艺术活动不断持续，将来一定会得到收获。
另外，2013年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中国西安国际艺术季”活动。2012年我们联合中国美术家批评年会组委会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中国的美术批评家年会”是中国美术批评家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每年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批评家会把他们的艺术论文以及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公布。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九或十月份，在召开“中国美术家批评年会”的同时，我们将用30天的时间，调动西安各方面的资源，让美术批评家们走进西安的高校进行艺术讲座，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有些甚至还可以走进中学。我们将从学术上开始突破，除了高端的学术活动之外，我们是学术走向社会，学术走向高校。同时，在学术活动期间，西安各地将陆续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展览开幕，除西安美术馆有两到三个重要的展览外，西安其他美术馆以及会展场所和高校可以共同合作，西安数十所大学将参与到活动中来。
这样，配合大型学术活动举办系列展览从而影响整个城市，这在全国也将是第一例，所以这个活动的意义会非常大。我甚至认为这个活动的意义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未来在全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是我们对2013年工作的一个设想。
记者：这样美术馆之间，美术馆与城市之间就发生了关系。
杨超：对，这样一来，使得美术馆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向公众灌输一个欣赏的习惯。推倒美术馆和社会之间的那面墙，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