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艺术中国
《从西方到东方》是王易罡近年来最完整的一次个展,全部以抽象画为主,从1990年到今年最新的作品,横跨20年,大约有40~50件作品。此展将于今年7月11日起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展出,之后,应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邀请,9月1日起到台北华山文化创意园区巡回展览两周。这几乎算是王易罡的一个抽象回顾展,或可称为“半百回顾展”。抽象画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艺术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风格,尤其是那些个性叛逆,热切追求自由解放的艺术家,更有强烈冲击。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后来被证明多是理想主义者。
王易罡是中国最早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评价王易罡为“中国很前卫的艺术家”的易英,更认为王易罡“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都是很有影响的抽象艺术家”;范迪安则说:“90年代王易罡的作品不仅是一个抽象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呈现了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例证。”
这个横跨20年的抽象画展,既是王易罡个人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历程,也是中国自1980年抽象热以来的一个历史缩影,北京展出之后,又将巡回展览到台湾,意义更为重大。
刘:请你约略谈一下《从西方到东方》展览的缘起。
王:我一直就想做一个有关抽象的展览,因为从1980年代起我就关注抽象创作,这次将展出我自1990年创作到今年最新的作品,早期很多作品是从收藏家借回来的,总共筹划一年多。
中国自开革开放以来,80年代初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现代艺术,这一路走来,从大量吸收、学习,一直到结合自己的东西,想要创作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在艺术语言上也做多方面探索,尝试各种材料、技法,反复创作,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更贴近内心的表达方式。
这个展览,刚好也是趁机整理作品,并给自己一个省思的机会。早期我们拥抱西方文化艺术,几乎都不多加思考就接受,都是生吞活剥,没有消化,当然也想办法加入自己的东西,并融合东方与西方,如94年就开始加入一些汉字,不过94、95年还是以通俗文化、波普文化为主,当时商业消费影响很大,我尝试将这些画入,那些作品的色彩都是比较漂亮、艳丽的。96年我参加德国汉堡“国际视觉艺术周”,做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中国规则>,当时我就强烈感觉中西方文化不平衡,连我们自己都不知不觉地认同所谓“西方中心论”,西方人总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是最优秀的,总是要用他们的价值观强压在我们之上,我当时希望透过作品,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一定要有差异才会有意义。
97年,我开始把花布及一些传统民俗图案画入作品中,也是在呈现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对比。98、99年因为忙着做东宇美术馆的事情,创作比较少,直到2001年末才又开始画画。这之后,我一直在作画中加入中国传统民俗的、历史的图案,2002及03年我开始加入中国山水及网络图像;06年,我看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虐囚的图片,因此创作《美国制造》系列。我并非反战,而是要透过绘画,去传达反驳殖民化、全球一体化的想法。但是我并非要做一个社会学家,我不太愿意自己的画掉入一个充满很多叙事性、情节、内容、文学的泥沼,做为一个艺术家更应该思考的是关于画面的结构、色彩、笔法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刘:所以这个系列尽管在当时颇引起一些探讨及波澜,但是你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而又回到抽象画创作?
王:对。我一直对抽象画念念不忘。06、07年我同时创作抽象与具象,08年之后,画抽象更多。
刘:你在2008年后的抽象作品,有更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尤其今年的作品《关于石涛》系列。你现在的抽象画与过去很大的不同,其一是加入你所谓“麻将大饼”的白色圆点;其二是向传统汲取养分,或是透过对古人的对话,产生新的视觉撞击;其三是加入一些有如臆语或个人笔记的汉字及英语,这你在94、95年就有了,但是现在更多,为什么?还有,为什么特别选择石涛?你是在向他致敬、学习或对话?
王:说起来,这跟我去一趟桂林愚自乐园有关。我向来不爱旅游,学生戏称我是“阳光宅男”。去年五月,我应妳的邀请,参加桂林愚自乐园的艺术创作营,我其实好多年不旅游了,而且没有在南方待过,也没有在山区待过、看过的经验,在桂林愚自乐园时,由于那里的环境太优美,也太安静了,我忽然感觉到南方山水的魅力,当时我创作的两件抽象画,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因为画得很安静、很放松,抽象艺术讲究一瞬间的情绪,当时我在画时,觉得心里闪了一下,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后来回到沈阳,我就画了十几张小画,非常满意,那时作画,实际上还是延续在桂林时的状态,而且都似有似无地保存中国传统山水、笔墨的一些东西。
白色圆点是96年我在德国做<中国规则>时开始用的,后来我用在绘画作品中觉得很满意,几乎成为我的一种个人符号。
我对石涛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有灵性,而且也很超前,他的用笔、构图在今天看来都不觉得老,而是很有当代感、可以与我们沟通的。
刘:我在你的画室里看到你在写书法,你写多久了?为何写书法?这是一种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吗?
王:对。其实,我上大学时就练书法,但后来停下来。最近这两、三年,我又开始写,每天大概练一或半小时。我喜欢怀素草书,希望能从他的草书中学习用笔的方法,以此笔法来画抽象。
刘:这个展览称为《从西方到东方》看来有更深一层意涵,首先是西方现代艺术对东方的影响,而就你个人的创作历程来看,从热情拥抱西方艺术,到开始质疑、否定,然后加以破坏,极力摆脱其束缚,直到开始回头向东方取经。
我在中国接触到一些像你这一代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开始对传统产生兴趣,你是生长在文革时代,而你也曾说过,自己有文革情结,如今却要回归传统。
王:我想这与年纪增长、社会阅历都有关,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加,中国人开始有信心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做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找到更适合中国人的绘画、语言,以及表达方式。
刘:中国艺术评论家刘淳在他所著的《中国油画史》(注)称你是“破坏欲”极强的艺术家,这是指在艺术上你富有批判精神,当你建立一套风格后又加以破坏,以摆脱其束缚。即使是抽象风格作品也历经多种变化,更何况你还有其他不同风格作品。但是有些系列作品,我觉得似乎没有完整发展下去。 (注: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年出版)
王:“破坏”就是为了“创造”,“破坏”也是为了“变化”。上大学期间,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曾经认真地学习他的各种作品,后来我又扬弃了。不过,我觉得毕加索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创造性的精神”。我一直在破坏,不知道何时会找到最精确的方式。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看过我许多作品后对我说,“无论你哪个阶段的作品独立发展下去,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不喜欢被定型,我还喜欢作品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因为我要强调绘画是一种过程,有时间性;不完整让画面是活的,可以给观看者想象空间,也可以与艺术家对话,这就有了一种生命力。
刘:你的确是一位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而且勇敢又诚实。台湾五月画会创办人,也是著名的抽象画家刘国松一向主张在绘画上要“先求异,再求好”,你是彻底做到了。
今年九月台湾之行是你第一次在台个展,我希望能多展出一些你不同系列的作品,所以除了抽象之外,还有其他,如《微露主义》、《幸福的旨术不一样》等。从这几件作品看得出来,你延用的是在其他系列相同的手法,如戏仿(parody)、多重编码(multiple encoding),画面由几个不同内容拼装而成,包括拿着武器的军人、具有农村喜气而俗丽特色的花布、美女肖像、构成长方形图案的白色图点,请你针对这几件作品谈谈当时的创作理念。
王:我希望用图像来言说一些当代的问题。
刘:你接受访问时(注) 曾经说过,“最倒霉的一代人就是61、62年出生的人。当时有个顺口溜说的很形象: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处在待业时期。中国从「文革」到粉碎「四人帮」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全都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你还形容自己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你的《幸福的旨术不一样》却多少有点缅怀过去成长的那段岁月,这个系列的画面都有解放军非常光辉的形象,而农村花布图案也象征一种喜庆气氛,过去大家都穷,可是毕竟“不患寡”, 而今日却“患不均”, 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而且不论贫富,一律“向钱看”, 物欲横流,如你画布上的电子产品、美女等,都是人们追逐的对象。究竟你是如何看待过去成长的这般岁月? (注:见《王易罡》2007年程昕东出版公司出版P.175)
王: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那时确实非常困乏,现在则相对丰富,但是富了之后,并没有觉得很快乐,我是有点缅怀过去。的确如你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时穷,但是大家都穷,生活其实很单纯,很容易有一种单纯的快乐。
刘:或许“距离产生美感”吧!难道你想要回到过去那种生活吗?
王:那太恐怖了,当然不要!人在回忆过去,总是觉得比较美好,这是一种通病。做为一个艺术家,我想透过绘画纪录一段历史,并引发一些思考。我想要强调的是,幸福感是无法用GDP指数来衡量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并没有更快乐,为什么?这就是我的作品的用意。我故意把“指数”,写成“旨术”,这也有寓意。不是只有我,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会缅怀过去,好像过去多美好似的,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错乱,一种矛盾。
刘:你的具象作品中,常出现“花布”图案,乍看起来感觉很艳丽、很喜气洋洋,但是跟解放军、样板戏主角与现代美女等并置,感觉就很诡异,因而印象更为深刻。
王:花布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我小时候,大约在60、70年代最常见的用品,事实上,画花布是有一种暗示的,因为当年花布的样式、设计都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那种美是被规定的,被政治限定的,是一种高度集权主义影响下所形成的。
刘:早年台湾乡下也常见类似的花布,色彩花花绿绿的,图案多是很多盛开的大花朵,配上小小的绿叶,过去乡下常用来做棉被套、枕头套、床单,但常被都市人认为俗不可耐。最近这几年台湾兴起复古风、乡土热,这种俗气的花布又悄悄流行,不但用来做被套、枕头套等,而且大量运用在生活各种用品,如窗帘、餐桌布、沙发布等,连布鞋、背包、流行服饰上的图案也用了大花布。台湾也有艺术家利用花布图案创作,但没有政治暗示。
王:两岸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又长期分隔,各自发展出山许多差异现象,但是因为同样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会有一些共通性,透过对两岸艺术的观察会更加有趣。
刘:你很关心时事,当然也包括台湾,你经常收看有关台湾的各类节目,从综艺性、旅游性节目到政论性节目,如数家珍,比台湾本地人还熟悉,不免令我惊讶。对于第一次到台湾,并举行展览,你有什么期待?
王:我对台湾向往已久,尤其是台湾的小吃。在展览方面,我最希望的就是与台湾民众、美术界做交流,让他们看看我的作品,给我一些指教。过去认识台湾都是透过网络、电视,总是有隔靴骚痒之憾,亲自走一趟,势必体会更直接、更深刻,对我未来的艺术创作可能也会有所启发。
刘:你在98、99年担任东宇美术馆馆长一职,非常忙碌,因此个人创作大量减少;去年你接任大连美术馆馆长职务,随着美术馆的落成、启用,你势必会愈来愈忙,恐怕也会干扰到你的创作时间,你将如何应对?
王:因为大连美术博物馆是一个新建的馆,从管理到运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要想把美术博物馆做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然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美术馆如何定位,文化倾向、收藏、展览、陈列、与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艺术推广,如何把公众吸引到美术馆来,以及美术馆经费的来源与使用等等千头万绪,肯定会牵扯太多的精力,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工作和创作的时间进行合理安排,有些头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