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道，摄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参军，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1985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1987年离休，现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纪事》。
87岁高龄的张祖道走起路来疾步如飞，谈起话来能不停地讲上几个小时，如果不是提前查阅资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龄的老人。
张祖道做了60年的摄影师，像他这把年纪出了名的中国摄影人，往往不是专拍领袖的“红色”摄影师，就是风光摄影师，这样看，他实在显得有点“另类”。
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精英，陪伴潘光旦进行了土家族民族调查，五随费孝通“重访江村”。从学生运动到田野调查，注定了他社会学角度的纪实摄影风格。
张祖道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纪实摄影”，他简单平实的摄影风格还被不少人批评，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风转了几圈，他始终没有随大流，坚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时期开始，社会学界和摄影界对张祖道给予重新评价，他的照片，不仅给潘费二人的社会学调查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图像资料，也在中国摄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脚印。
学摄影 从西南联大到清华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这一生，什么都是赶末班车，那一年，我正好赶上了西南联大的最后一学期。
我在联大的时候就产生了买相机的想法，我觉得社会学系应该拍照，费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调查时自己拍了几张照片，并不是很多。对于搞社会学的人来说，相机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决心做摄影了。
当时的相机很贵，我不敢向家里要钱，我在昆明时曾让家里寄过一次钱，家里卖了20多担谷子，相当于2000斤，寄过来之后，过了一个月，物价又涨了，这些钱只够买两碗米线了，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钱。我没有钱，但一心想着到北平一定要弄台相机。
我当时跟化学系一个姓朱的同学学冲印，正值 “一二·一”运动的时候，我看见了很多照片，有现场受伤的，治疗的，或者牺牲了的，我们当时把宿舍灯一关当暗房冲胶卷，黑暗的房间里一下子出现个死人的影子，给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开始碰相机是到了清华，确切说是“一二·一”周年纪念那天，我借了相机，从清华拍到北大，又赶回来拍纪念晚会，那才算是我摄影之路的开始。
潘光旦 锯过腿的“百科全书”
我们学生和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开始上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先生的专业课程，学习了工业、农村、城市等各种有关社会问题的东西。师生关系很好，同学们在课余就常常到老师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资，我们常常在夏天的礼拜天，先到颐和园游泳，然后买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学院老师那儿“蹭饭”吃，获益很多。后来费孝通找过我，让我回去做社会学，但我说不行了，业务跟不上了，他们说搞摄影也行，摄影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摄影搞下去了。
潘先生博学得就像百科全书，费孝通曾说，我有问题不用查书，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
潘先生小学毕业就考上了清华学堂，一路念到出国留学。上学期间潘先生因为跳高受伤，右腿给锯去一截，中间耽误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赴美留学，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随和，跟什么人都处得来，我有时也在想，大概一些学者到了一定高度，对社会、对人有超过一般人的看法，对什么都很宽容。他一点脾气都没有，还经常自嘲，他曾开玩笑说，有时候少一条腿也少一点麻烦。原来，昆明时期，潘先生住在一间宿舍里，二女儿来昆明城里念附中，没地方住，他看着女儿才11岁个子不太高，就让她跟自己一人睡一头，正好睡在他右腿锯掉处的空当处，他还开玩笑说是绰绰有余，正好合适。这个故事显示了他可爱的个性，我到现在还很难忘。
1949年以后，中国展开了民族识别的庞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调查出一个有着不同风俗习惯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这个问题。1956年，我作为《新观察》的记者随潘先生去四川东南和湖北西南十几个县，对土家族进行了识别调查，这次调查后，中央就将土家族列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我全程陪着潘先生拍照，调查独家在《新观察》发表。
那儿的路途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山区，走路时，脚指头还要勾着钻进泥里，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我们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腿脚不方便，走路都要拄着拐杖，很不容易。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寻找县志、族谱，组织茶话会，采访60岁以上的老人。
潘先生主要是搞识别，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关，所以，我会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场景，比如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等等。我不会刻意去拍人，但会拍厨房里有什么农具，碰到结婚的场面更是要大照了。
调查很艰难，潘先生也做下来了，他去了尽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差，清华的教育一直很重视体育锻炼，每天必须要锻炼，这也是我现在87岁了，身体还很好的原因之一，费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岁。
但是潘先生后来终于还是没有熬过“文革”。他因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住，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先生拿了一个大衣，一个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他死在了费先生的怀里。
费孝通 社会学调查见证农村变化
我跟费先生做的几次调查，很幸运正好都是碰上当地剧烈转变的时候。1954年第一次和费先生去做调查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草原，那正是当地的游牧民族从农业转工业，游牧转定居的转折时期，在土地质量、疾病传播上有很多变化。费先生写了《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图文并茂，让杂志的销量增加了不少，主编很高兴，认为这样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调查很干脆地答应我去了。
费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随着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两次都是重要的转折期，而1957年那次给我震撼最大。
费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苏吴江，两年后他在伦敦交出了《江村经济》，这本书成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没机会再访这个造就他学术地位的小村。
当时，潘光旦等都力劝费先生再回家乡吴江看看，1957年，费先生终于“重访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刚开始农业合作化的新貌。
在吴江，我们坐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木炭车，然后再坐船来到江村。在江村做调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阳光我就抓紧拍摄，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总结到深夜，工具一个是打算盘，一个是“手摇计算机”，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盘珠子，摇转手柄千百次，手都摇酸了。
江村当时合作化里头有一些问题已经发生了。本来说可以“三顿大米饭，吃到社会主义”，但是，1956年种的水稻还长势良好，预期亩产700斤，结果一场台风后就不行了，产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粮紧张。
费先生当时跟我说，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还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拍江村的变化，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
这些副业的问题，费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说1936年的开弦弓依靠农副业双收入，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农业增长了61%，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他认为问题在于副业的比例下降了，认为应该恢复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五访江村 坚持拍摄纪实风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费先生，在1982年我们又再访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桥梁、房子、马路。195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二层楼，1982年时，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间，1957年我们都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经开工要修马路了，水泥桥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桥也幸好没去掉。养蚕又有了缫丝车间了。我后来1994年再去江村的时候，那儿已经成立了现代化的缫丝工厂，不过，听说现在那儿的丝绸业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时候，我给大队的干部们看1957年我给他们拍的开弦弓的全体合影，他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岁的小孩，现在个个都是大队、公社的青年骨干。他们惊讶的表情我也给照下来了。
我有幸随着潘先生、费先生访问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访江村，目睹了苏南农村的巨变，也补上了我农村、民族的两堂社会学课，我很感激这两位老师。
我是一名摄影师，中国摄影的流变我都经历过，先是都像我这么拍，后来就摆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到处都是风光摄影、沙龙摄影，摆拍成风。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没有变过，我的习惯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拍纪实风格的照片，把拍摄对象真正介绍给人家，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农村。我拍照不是为相机服务，而是为观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