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曾经的火热无法掩盖当代国际艺术体系的西方化实质，以去中国化为代价的西方化消解了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文化的生命联系，而近几年当代艺术市场的低迷更让我们对于迎合西方的符号化的当代艺术产生怀疑。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从去中国化的迷途，走向关注中国现实的再中国化的精神历程，这将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内省过程。当然，内省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其他参照体系的排斥和拒绝。他者即镜子，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构建和独立性的形成都离不开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困扰我们的实质问题是如何从对他者的关注中，寻找到本民族艺术真正的突破口。
奥里特·阿瑟瑞(Oreet Ashery)，出生于耶路撒冷，现生活、工作于伦敦，是一位采用不同媒介进行创作的视觉艺术家和研究者。她的行为艺术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并且采用了公众参与与代表性的元素。她的作品往往以身份政治作为表达对象，并且将性别、种族、宗教、经济等问题拉入女性主义的话语与实践中。她喜欢塑造男性角色，包括正统的犹太人、阿拉伯人、黑人、挪威邮差、高大的农民等等。她的研究涉及到作为一种文化的犹太性征，特别是这种性征和阿拉伯以及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阿瑟瑞的展览、行为表演以及介入性表演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利物浦双年展、阿诺尔菲尼现代美术馆、德国艺术与媒体中心、柏林世界文化宫、泰特美术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柏林艺术大学、瑞典皇家美术学院、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布里斯托尔阿诺尔菲尼现代美术馆、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萨格勒布艺术博物馆、格拉斯哥国家现场艺术回顾馆、上海、北京其他画廊，以及墨西哥EDS画廊。
对于阿瑟瑞来说，犹太身份或者宗教都不是她的艺术的最终目的，她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她的思考过程，而她对艺术和社会文化的亲缘性进行的敏锐观察和探讨，她对于真实生活的艺术化呈现，以及对于生活权威的质疑，正是当代艺术精神之所在。
(感谢策展人席宇提供艺术家资料)
姚远(以下简称“姚”)：你怎么看待你的犹太人身份?对于身份的追问是不是一直贯穿在你的艺术创作之中?
阿瑟瑞(以下简称“阿”)：我把我的犹太人身份看作是一种我生来就具有的文化身份。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我也只是个普通人。然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宗教和政治这两者确实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把犹太人身份当作是一种象征，一种谈论其他很多话题的方式，用它来讨论宗教和权利、性别、经济之间的关系。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还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还把犹太人形象用于一些“边缘”形象中(意为用犹太人扮演其他角色)，像移民、娼妓、少数民族、穷人和老人，这些在普通大众看来或许是可有可无的，疏离于主权文化之外并因此而毫无优待的群类。同样我也以一种嬉戏的方式对待犹太人这一身份，并以游戏的方式虚构形象、转换自我角色，进行日常游戏和仪式活动。我的很多作品和兴趣爱好与我这个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对“他者”的话题一直还是很敏感的。
姚：宗教和你的艺术创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阿：通过宗教来看人类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类需要什么，渴望什么，追求什么或害怕什么，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对人类为什么会有信仰很感兴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相信那种无形的力量，比如上帝和神冥，是什么导致他们因为这些信仰而走向战场杀害其他人，有时候甚至还是自己邻国的邻友?我对宗教在我们这个时代用什么方式来和资本主义、商品主义进行对抗很感兴趣，宗教在试图提供一种价值，就像广告为商品和服装所提供的一样。我对不同宗教所展现的集体仪式很感兴趣，因为这让我想到了行为艺术。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普通人来说，我对宗教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构架从而强化我们的普遍身份认同也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我穿得像个正统的犹太人一样，参加了一个只有男人可以参加的宗教舞蹈节。我想和这些有宗教信仰的男人一起跳舞，我想感受在信仰上帝时跳舞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不是沉迷于在夜店跳舞，沉迷于音乐、酒精还有那些人们经常在酒吧里面所做的事情中。
姚：你是女权主义者吗?你为什么喜欢在作品中使用男性形象?你对于男性形象的利用是不是有种调侃的成分在里面?
阿：我的确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艺术家。我可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像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的作品使用了女权主义策略。虽然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我的作品一点也不女权主义，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我只用男性角色，或者我把自己装扮成男性。
怎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女性身体，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欲望的对象，对此我仍然十分困惑。所以在我的作品中，我更愿意用男性作为欲望的对象，并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我们仍然是活在男性的世界中。在我的作品中和在我扮演的男性角色中，我的确用了很多幽默和调侃的方式。我想对于男性来说他们也会很高兴去体验我作品中所涉及的这个方面，因为我的作品中表现了很多类型的男性特质。我发现男性和我的作品真的很有关系，而且我觉得在和许多不同的人谈论女性主体时，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姚：“美丽的犹太人”展览现场用了大小不同的展板，你还在展板上的不同位置设计了小孔。你使用这样的设计方式想说明什么?为什么这些小孔有的被镂空了，有的镂空后又被堵上?
阿：“美丽的犹太人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展，它展示的是我近十年来的作品，还有我童年的照片。这真的是对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历的一个新的审视。它表现了我对其中某个领域(即身份和社会结构)的浓厚兴趣。对我来说，在一个纯白空间里，展示这些年份跨度很大的作品是有点奇怪的。我想让人们感到他们在观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必须要从内心深处去探索这块空间，而且他们不能一下子看到所有的作品，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到所有的作品。他们必须慢慢地在空间中走动，然后才看到所有的作品，这就像是一次寻宝活动。
当人们走进画廊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那些人有可能就在其他移动活板的后面)，他们也不知道还有谁在画廊里，这点对我来是是很重要的。人们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认知你。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我们也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我在不同的街上、不同的城市、栅栏上、人行道上、墙上、门上、窗上看到洞，它们同样被东西填塞着。我喜欢这些洞，它们就像是美丽的艺术作品一样。这些洞也表达了看待艺术的角度性、多样性和方法。透过洞来看作品，这会使观看者去思考作品是怎么回事，而不会理所当然地看过且过。有些洞被堵上了，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被那些强加于我们的制度、我们自己，以及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堵上了。
姚：你的一些作品指涉了童年，那么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一个大问题。儿童代表了一种身份的构成。我的兴趣在于儿童在不同的社会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还有对于那些比他们高大，比他们更独立更强壮的人(成年人)，这些儿童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儿童是怎样试图用他们微弱的力量(像尖叫、踢打、哭喊)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他们在成长中是怎样变得更加强大的，这些问题令我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我们是小孩子时做的事情，到我们成年了也还在做。我还喜欢那些小孩子发明的游戏和仪式。
姚：“愤怒的球”这次使用了中文版本，并用中国艺术家进行了重新诠释，你觉得这个作品和中国现实之间有什么联系?
阿：首先是因为英文版本的“愤怒的球”是非常贴合文本的，所以我想让中国的观众能和英文版本联系在一起，但是不是通过字幕。我想让他们产生和看英文版本时一样的感受。在视频中演讲是同步进行的，有两层声音，我希望使用中文也能产生这样的体验。因为这不是那些可以翻译的文本，它是一个可视装置。同样，我想把中文版本当成一次试验，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装置，但我觉得把它翻成中文版本在中国展览也许会很有趣。
我认为这件作品要表现的是关于国家控制、政治和全球化的关系这类问题，我觉得这些和当今的艺术家还有中国的民众有很大关系。中国正在快速地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中国的艺术家也在寻求能够对其有所回应的方式。同样国家控制这类话题在中国也是很受关注的。我们从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国家控制、全球化和艺术作品形式的联系。
姚：为什么你的很多作品都选择了互动性行为表演的方式?观众的参与在你的行为艺术作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想带给观众的是什么?在观众的参与中你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阿：又是一个大问题。?我受像激浪派运动、“偶发艺术”这样的艺术浪潮的影响很大。我对杜尚关于艺术和生活的观点也很感兴趣。和“偶发艺术”一样，现成品(the ready-made)、行为艺术等等，这些都是前卫运动回应艺术的物质性的方式，它们试图探索更多集体的、社会性的参与方式来创造和表现艺术。我认为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1970年的概念艺术和现在的当代艺术。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和生活这条界线到底有多窄，怎么样才能把这条界线弄得模糊。在我所创作的互动艺术作品中，我想让观众感到他们是融入作品中的，他们是作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影响作品并改变它。我不希望观众游离于我的作品之外，我希望他们对作品能有心理的感知，这是很难靠理性来做出回应的。
在“愤怒的球”中，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人们朝那个自由站立的人物形象狠命地扔球，这就是我想看到的，也是其他艺术家想看到的。有的时候，很多人只是探头进去瞄一两眼画廊。我想他们可能并不想真正深入了解作品，他们只是把看画廊当成是一件任务，越快完成越好。在作品《重返》中，人们带着眼罩画下他们记忆中儿童时期的卧室，从中能看到很多人儿童时代与他们今天的生活条件的对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的确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状况。
柔软的球和暴力的深渊
文_郝科
像一道脆弱而透明的帷幕，在那些孤独的夜晚和荷尔蒙分泌过剩的白天，我们透过它窥探到自我内心深处暴力的种子在一刻不停的生长，或许仅需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便足以击毁这片由道德和理性构筑起的轻薄帷幕，并任由愤怒的洪水将我们裹挟进暴力的深渊。
近日我和几个朋友参与了奥里特·阿瑟瑞(Oreet Ashery)在北京其他画廊实施的艺术项目——《愤怒的球》(Raging Balls)。
作品开始时，我们用围巾遮住自己的脸并示意观众用泡沫塑料小球来袭击我们，同时我们则一边保护自己一边捡起地上的小球进行回击。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曾经历过的现实转换成简单的对抗性语言，并通过与文字叙述交叉的方式探讨了人类原始的暴力形态及其演化。
作品中的暴力因何而起?——阿瑟瑞用黑色的围巾(定义恐怖分子模式化的身份标志)将表演者的身份指向“邪恶”的范畴，这种界定暗示了观众即将进行的攻击行为是“正义”的。而当攻击开始后，艺术家预设的身份特征开始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由攻击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纯粹的生理和心理愉悦。——作为一个引子，艺术家引导我们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反证了自我内心对于暴力行为的固执需求。虽然作品中的小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实际的伤害，但它们却用自身的柔软为我们敲开了一道回望自我欲念的伤口：从看似无害的童年游戏到无处不在的成人战争，表面的说辞在不停变化，而最终用来证明自我价值或解决分歧的方式却全部回归于暴力的原点，不论它是赤裸裸的肉体对抗还是精神上的你死我活。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从充满反抗意味的简单问话开始——“放开我!松手!疼!…… 我招谁惹谁了?*”——阿瑟瑞逐步将对话转向涉及到身份、政治、艺术等复杂层面的愤怒呓语中，并带领我们穿越了之前暴力行为的简单表象，将视线投射回我们必须终日面对却始终无法完全掌控的社会生活之内。
动物因对领地、食物、异性和后代的占有与保护欲望而产生本能的暴力的行为，我们同样将暴力作为满足占有欲的最终手段，——“我们是在用人性做交易、挣钱。*”——但以金钱作为中介，我们与他者之间的暴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偷窥者、消费者、引进者和输出者，但同时他们也憧憬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无所谓对错，只有错综复杂。*”——文明的社会结构在用理性掩盖人类暴力本性的同时，也变相地将暴力的种子渗透进众多看似温和的表象之中。
“消费者”：一个“被施暴者”与“施暴者”相互混合的角色。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都无法完全避开广告所强加给我们的诱惑性信息，这些表面光鲜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直接的精神暴力。广告商们殚精竭虑地将不同的商品定义为某种理想化生活的范本，但在其谦卑与友善的表象背后却总隐藏着一句恒古不变的潜台词：“如果你不选择这种商品你的生活就不够好!”，这种具有明显排他性的精神教化蛊惑消费者去购买商品来确认自我生活的品质，并使很多人成为了某种品牌忠实的拥戴者。当众多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臣服于广告宣传的精神暴力之后，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对品牌优劣的不休争论和对其他品牌的拥戴者恶语相向便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个由金钱流通和泡沫化的领地意识促成的虚拟战场上，消费者用商品替代自我的存在感并将更直白的精神暴力转嫁给他人。
“偷窥者”：当某人的占有欲违背了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规范，他(她)本人又没有勇气用真实的暴力来完成占有的需求时，“偷窥”便成为包裹暴力冲动的最好胶囊，而影像技术的普及则用最低廉的价格为普通民众宣泄心性中隐秘的暴力情愫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窗口。——那些作为性幻想对象的明星图片，在不同的头脑中被多次施暴后却始终保持灿烂的笑容;动作明星跃动于影片中的身影帮助许多胆小如鼠的人完成了头脑中最惨烈的厮杀;娱乐记者突兀的镜头一次次地代替大众猎奇的双眼撕碎了明星们的隐私防线……。
在这个几乎全民都参与过偷窥暴力的网络时代，当我们用道德的戒尺去鞭挞那些被偷窥来的“丑恶”的同时，又时常忘我地充当起这些信息的“引进者和输出者”，我们用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为自身暴力冲动的合法化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装，并在对于异己者的揶揄和谩骂中“憧憬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我们又何尝不是这个暴力轮盘上的一颗称职的铆钉呢?
阿瑟瑞策划的表演结束了，以艺术的名义参与了一场战争游戏后的人们丢掉了短暂暴力所带来的快感，找回平日的斯文离开了。作为道具的小球无序地散落在画廊光滑的地板上，此时它们毫无侵犯性，甚至无辜地像一群无助的孩子，唯有墙壁上流动的影像在用自身昏暗的光线关照着它们的存在，音箱里含混的独白依然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些永远在轮回的无解命题。等到下一次演出时，这些看似柔软的小球依旧会在瞬间变成承载暴力的容器，并终将伴随着表演结束后的冷寂与清白一同坠入我们内心深处永远也无法填平的欲望深渊。
文中标注“*”的文字引自奥里特·阿瑟瑞(Oreet Ashery)《愤怒的球》作品中的文本部分
奥里特·阿瑟瑞
现生活工作于伦敦
展览与行为表演(选录)
“他来了——惠特斯特布尔双年展”，2008年
“媒介与宗教”(“艺术与媒介”展览之一部分)，
ZKM中心，德国，2008年
“边界”，个人表演，群展于泰特利物浦与FACT，2007年
“焦点”，个人表演，影像展览于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与帝国战争博物馆，2007年
“中间地带”(群展)，Kuenstlerhaus Bethanien，柏林，2007年
“曼彻斯特07年展望：图片节”(群展)，霍尔顿画廊，2007年
“环球女性主义展”(群展)，布鲁克林博物馆，纽约，2007年
“左右”，个人表演，弗洛伊德美术馆，伦敦，2007年
综合创作项目(选录)
“说茄子!”，参与者与他我之间的一对一互动作品
“马科斯·费舍尔”，在以下数个场所举行：OK当代艺术中心、Linz，Arnolfini、蓝衣艺术中心、利物浦双年展、Foxy画廊、纽约、Kapelica画廊、卢比西亚、Home、伦敦、NGBK画廊、柏林，2001-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