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木版年画,在聊城民间流传了数百年,很多乡村还能看到它的身影:线条粗犷的门神、形象丰满的灶王等,它们为农村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聊城木版年画经历了明清时代的辉煌,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破坏,在日益精湛的现代印刷术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项宝贵的民间艺术何去何从,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木版年画并不神秘
木版年画是在事前雕刻好图案的木版上印制的,其内容大多以花鸟、山水、神话人物等图案为主,构图丰满、刻画夸张、色彩鲜艳,在聊城乡村广为流传。
据了解,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先在纸上画出图案的草样,然后糊在特制木材制作的木板上,再沿着图样进行雕刻,制成木版。一张年画往往需要多种颜色,根据不同颜色的印刷需要,一张年画需要刻制五至七块模版,形成套版;印刷时,将套版的不同的模版固定好后按照顺序依次摆放,在上面分别涂刷墨汁、亮青(黑色)、大红、大绿等多种颜色,然后把纸张按工序依次铺在木版上,再用棕刷刷一下,带有各种颜色的图像就诞生了。
据说东昌府区、阳谷、东阿原来都有生产木版年画的商号,但东昌府区、阳谷张秋镇木版年画影响最大。为此,记者分别到阳谷县和东昌府区进行了采访。
曾经的辉煌
据阳谷张秋镇文化站站长孙金涛介绍,张秋木版年画的起源年代已无据可查,张秋镇最早的画店系山西人开设,传说元代由山西晋南传入。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张秋镇,通过运河和外界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张秋镇商贾云集,带来了外省市木版年画先进的制作工艺,也把这里的木版年画产品销到河北、河南、东北等省份。
清代,张秋镇规模较大的画店有3家,即源茂永、鲁兴聚、刘振升画店。1918年,源茂永画店常年雇用来自堂邑的刻板艺人十多人,雇用工人多达90人。“鲁兴聚”画店同“源茂永”画店规模相当,两家每年共用纸张达两千八百领(一领纸500张),数量之大可见一斑。每年十月初就对外批发,前来批发者达二千多人次,木版年画大量销往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东昌府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任家斌介绍,东昌府区木版年画是山西商人刘振生从张秋镇带来的。清末时,东昌府产生了“五福祥”等二十余家较大的木版年画店,他们资金雄厚,常年开工。东昌府的清孝街、铁塔一带有作坊二十多家。因为价廉物美,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运河船队载着各地的商贩纷纷前来。
东昌府区梁水镇大赵村62岁的赵善成说,他曾祖父的爷爷就开始印制木版年画,他已经是第七代传人了。赵善成听长辈们讲,清代中期他们村里有“义盛行”、“通顺和”等四家木版年画的大商号,每年十月到他们村里来批发木版年画的商贾络绎不绝,还带动了村里当时餐饮业的发展。在赵善成幼时的记忆中,村里的木版年画还十分昌盛。
东昌府区堂邑镇文化站站长孙书贵介绍,因为木版年画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引起了清朝光绪皇帝的重视,专门在皇宫设置御宴款待全国从事木版年画的艺人,仅堂邑镇许堤口村就有栾喜林、栾德仁等四名从事年画木版雕刻的艺人参加。
木版年画的衰落
据赵善成回忆,1943年聊城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流离失所,但艺人们逃荒时仍然没有丢弃木版年画的制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思想毒害着人们,很多珍贵的文化遭到了破坏,木版年画也未免于难。赵善成说,他的父亲赵金銮当时是村里的干部,为了避开政治争斗,无奈地将祖辈流传下来的满满一大屋子的年画木版劈成柴烧掉。村里其他从事木版年画生产的艺人,也纷纷将木版销毁。
同样,阳谷县张秋镇大闫楼村出名的艺人闫均振被迫销毁了两间房屋的年画木版,种类有100多种。
浩劫后,木版年画的发展大伤元气,变得一蹶不振。
目前,张秋镇仍然从事木版年画的艺人只有该镇桑营村的两位,其中一位身体还有病;东昌府区也只有梁水镇大赵村的4位艺人在艰难维持。
木版年画路在何方
大赵村艺人荣维臣介绍,他每年只能印制10领纸左右的年画,收益也只有1000元左右,而且越来越萎缩的市场让他感到十分担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木版年画的刻版工艺也濒临失传,艺人们目前的年画套版也不足10个。面对其他日益精湛的印刷业,木版年画因为品种单一、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气息的作品,正在被人们逐渐淡忘。面对目前利润极其低微的木版年画,艺人们也失去了兴趣。而木版年画后继无人的现实,更加制约着它的发展。
怎样才能让木版年画焕发青春?东昌府区文化局局长李广印说,除了加大对木版年画的保护力度之外,还要让它融合与时代同步的一些素材。适当改进印刷工艺,使木版年画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水平和需求。作为聊城独特的传统工艺品,尽可能地向外推介,可以制作成精美的台历、旅游纪念品等。如果有可能也可以把木版年画推向世界,通过精心包装的木版年画,对外展示聊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来源:中国民间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