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看到的摄影展览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很多作品都是跑到一个边远县城，拍摄那些居民穷苦又有些荒诞的生活。这一点在国内摄影师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反倒是很少有人从技术角度下工夫。所以日本人北野谦这次在三影堂的展览吸引了不少圈内人，几个十分苛刻的批评家也纷纷对此表现出赞誉。他的北京之行不像其他摄影家那样短暂，与其说是为了展览，不如说是到这里工作。
1968年出生的北野谦算是年轻有为的日本摄影家，19岁拿起相机，20出头就已经办了第一个个展。他与世界上大部分摄影家都不一样，从事摄影创作的30年来产量极低，基本上只做了三个系列的作品。1980年代末，他的拍摄视角始终关注于时间与存在，最初创作的《溶化流散的城市》将镜头对准东京，以数小时的长时间曝光拍摄市中心高峰期的拥挤人流。因为快门速度的缘故，活动人群在画面中变得模糊不清，失去了身形轮廓，照片仿佛捕捉了人们正在蒸发的瞬间。照片上真正凝固的，是那些没有生命的建筑，街边店铺的招牌，其他一切活动的物体都隐去了身影，或者留下一条彗尾般的印迹。
然而他并没有发展出其他的拍摄方式，而是延续该计划，将其拍摄到1997年。这中间因为受到沙林毒气事件的冲击，北野谦暂停手头的工作，去墨西哥寻求创作灵感。直到1999年，才开始了另一个计划。他着手以人物肖像进行实验，拍摄同一地区、同一职业、同一性别的不同人物，经过精确计算，逐一在一张相纸上重叠曝光，每次曝光量很小。每张肖像重叠的基准，是肖像中人物的双眼。因为每张底片上人物大小不同，角度不同，在底片上曝光的位置不同，因此制作过程中每次在放大机中放入一张新的底片，都需要遮挡相纸，将底片上人物的双眼调准到以第一张底片为基准而确定的位置上。如此一来，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张底片逐一在一张相纸上曝光，形成了一个新的肖像，换句话说，重叠的影像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
自此，曝光上的技巧似乎成为他的符号。如今，他将长时间曝光手法进一步延伸，将曝光时间延长到二十四小时。景物中不再有任何移动的痕迹，只有空无一人的风景，以及太阳划过天空留下的轨迹。富士山一侧的光环，东京天空中仿佛天外来客般的一束光晕，在神秘的氛围中不禁让人想到摄影的本质究竟该是什么。北野的实验似乎要打破这种瞬间的捕捉，让无数个瞬间同时在一张底片上曝光，虽然无法分辨出具体某个瞬间的轮廓，但我们知道，在这二十四小时的曝光时间里，其中所有瞬间都留下了，留在一张底片上。
《周末画报》
北野谦
每个摄影家都对摄影有自己的定义，你对摄影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说艺术这个词，我认为它和所有人相关。围绕艺术时，大家感受不一样，包括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当然也包括明天或者未来的人。我想人与人的相连，其中最为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肖像摄影。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真正使命不限于做出作品，而是应该创造人与人交流的通道。
当初为什么要拍摄《溶化流散的城市》？
这要从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说起，19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状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泡沫经济时期，人群之中弥漫着恐慌和疏离的气氛。当时我就在考虑、同时也是我的希望，那就是能否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取消或是减弱。所以创作这组作品的时候好像是把人类当成了世界中的一个分子结构来观察，拍摄这组作品以后的感受是，我们每一个人好像相当于世界上的一个点，而世界就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
那之后你去了墨西哥寻求灵感，具体而言，你从哪些作品上找到了新的创作意识？
我之前就对墨西哥美术兴趣浓厚，尤其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之间的作品。当时有一个墨西哥美术运动，更多的是把自我历史和自我现状用绘画形式得以表现的一种运动。在此之前，更多的美术只是被权力和财富所拥有，在为少数人服务，但是经过这次运动，很多大众开始认识美术，美术变成一种公众行为，可以说这在墨西哥是一个公众美术的起点。
你在墨西哥看到的作品当中，真正对你后来创作意识产生影响的都有哪些？
迭戈·里维拉和他的妻子佛瑞达·卡罗对我都有所影响，他有几幅作品，是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物集中到一个画面当中，甚至有一个作品是一幅非常巨大的壁画，面积达到了660平方米。你知道，作为一个摄影家，看到这样优秀的作品之后，如果只是用相机把它拍下来，好像在进行翻拍活动，很没有意义。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同时也做了很多实验，如何去利用这些精神进行我的作品创作。最后我自己思考出来的结果是在这种群像中去对某一个个体进行特写或者放大。比如拍很多具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用它来表现另外一种空间。我就把周围一些人拍下来，同时再用这些人的胶片进行重叠，用很多人的面孔创造出一个新的面孔，这就是《我们的面孔》这个计划的最初想法。
这个计划进行了多长时间？
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十几年，它更多是在亚洲进行的，拍的都是亚洲的人。我想下一步逐渐把我的工作范围扩大，最后发展到全世界。这样的话，在一些人中间慢慢形成一条链锁，可以把大家连起来。所以无论作者是把镜头对准自身，还是把镜头对准自己以外的很多人，只要这样持续拍下去，最终的结果，看到别人的照片时候会想到自己的人生，拍到自己的时候同样就会想到其他的很多人。
你在北京如何进行该项目？
去年我在望京附近去找那些等活的的哥们，跟他们打招呼，给他们拍照。我在东京也做过这种尝试，和出租车司机们打招呼，要给他们拍照，他们非常反感，非常不配合。但是到了北京，我跟出租车司机们一说，要进行这种创作，这种艺术活动，出租车司机们都非常热情，为了艺术我们来支持你，非常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很尊重，同时也很羡慕中国的艺术家。这样的话我在拍摄这些作品同时，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所拍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物，同时拍摄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我也深切地感受到我自己也确实活在这个世间，我的作品就在这种感受中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