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荔：通过您的策展理念，你认为你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注入什么新的艺术理念呢？
巫鸿：理念很难说，因为我觉得理念大家都提出很多，主要是怎么做的问题。其实我的估计还是比较好的，当今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商业化的环境。所以幻想把所有的展览做成学术性，一是不切实际，二是也没有必要。我肯定大部分展览是一种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这是很自然的，真正的学术性、并带有很强的讨论什么问题的展览应该是很少，即使很少，我们应该努力去做！798上百个展览，有多少是非常有学理，非常有有策展的过程，非常有互动并能够探讨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谈。
展览有很多不同做法，在我的概念里，最简单三类展览是：一是个案型的。以艺术家为个体;二是群展式的。带有一定的观念，或者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潮流，一个主体性；三是大的展览，如双年展、三年展等整体性的大展。这三类展览都不一样，都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我认为从学理来说，怎么才能让三种做的更好？是个问题！我们国内展览做的快，快有快的好处，有激情、有干劲。但是它在处理的细致程度上、深入上就相对差点。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的更好点！在速度上，量上、劲上，这绝对是超世界水平的！比西方强的多。但把某个展览拿出来看，它做的细致程度，展馆的位置，每个作品的做法等等，质量上那就稍差点，因为西方一个展览花的时间、人力、财力、细致程度要比我们多好几倍，所以我们考虑，如何要取之之长补之所短？
郑荔：目前经您策划的大大小小的展览已经很多了，您认为可以代表您以上所说的三类展览，哪一类展览更能代表您的策展理念？
巫鸿：第一类和艺术家的合作很多,但是我认为做的较完整的，不单是从策展，还是文本、笔录等等来讲，一个是和徐冰做的“烟草计划”，（当时还出了书，而且都是通过正常渠道出的，使得很多人都到读到了，也很受启发。）从展览本身带有很强的历史性、社会性。这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展览；另外一个就是，宋冬的“物尽其用”，是关于他母亲的留下来的很多东西。这个展览是不一样类型，从798开始展出，后来拿到光州双年展，又到欧洲柏林，最后到美国进行展览。
从这两个展览来说，“烟草计划”是需要有个特定地点—上海展出。而“物尽其用”这个展览有一个在中国突发，并连接世界各种人的历史经验，因为这个经验（他母亲收藏的东西），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经验，所以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把它的意义发挥出来。虽然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比较满足的。还有很多，我觉得都可以提 但这种是一个类型。
在第二类群展中，我想还是比较早期的《瞬间：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起到当时的意义。这群人拉出来，我又分成三个主题，每个主题都进行了说明。较早的就是提出“城市拆迁”，有一部分叫“废墟”，围绕废墟的一些表现，后来确实是中国艺术比较盛行的现象。还有三个主题，那个作者做一个比较中型展览，有20多个艺术家参加，比较延续。其实他后来也做了些中型的展览，比较有代表性。
大型的展览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比如广州双年展，是和冯博一、黄专、王璜生馆长一块做的。开始想法是我提出的，那时刚过千禧年（展览是2002年），当时希望做一个双年展活或者三年展。当时世界的模式是国际性的。王馆长建议，我们应该先审视自己，做成一个平台，然后再去做国际的。当时很多人都帮助。最后基本做了一个叙事，特别是图录，请了10几个较有名的批评家、策展人分门别类地写文章。就是希望整个对那个时间有说法，当然不能说，这个说法就是绝对的说法，但至少是其中一种说法，就是90年代的一个梳理。那种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现在也不是完全很同意，当然还有人不同意，那都无所谓，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再往上提高，所以那个平台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其他的如光州双年展，那是另外的，没有这个重要。比较重要的还是中国当代美术为主，其他做过的以世界为主的比较有想法的展览，但效果还不是很清楚！
郑荔：正如您刚刚提到的广州美术馆策划的《“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 实际上是对中国90年代的当代艺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展出，是对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一次学术上的清理，强调了中国实验艺术的发展历程，在当时引起了艺术界不小的反响，不知道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才会提出这样的主题的呢？
巫鸿：我希望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研究有一个坚持的历史的基础，当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在世界上很红了，在做广东双年展时，但是我感觉还是缺乏一个自己的叙事，当然也有书呀什么的，但结合起来，我特别强调这个展览不是我的展览，双年展是个很大的展览，有很多人参与，一个人做就没那么大，关键是有那么多人参与，所以做出来的结论就是稍微的超过一个人，并具有一定的共识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比一个人做的展览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