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香包称之为香囊，或者叫“佩帏”“荷包”。甘肃庆阳亦是香包的故乡，在庆阳当地俗称“绌绌”或“耍活”。制做工艺多以彩线绣出传统的吉祥图案，内装中草药，佩于身上既除异味又可避邪防病，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香包。
古时赠送香包有多种含义：一为男女之间互表爱慕之情，以香包传意表心有所属，含蓄具优美浪漫。二为青年人见长辈时佩衿缨(即香囊)表示敬意。三为文人之间相互仰慕，互为挚友知己，将书画绘于香包之上，传达友情等。
出土于兰州市博物馆院内的白衣寺塔上的香包便属古时士大夫及文人佩带的含有文化特征的香包。这件香包出土于1987年，是在对明代白衣寺塔进行保护性维修时，在塔刹之中(即塔的天宫)与其他明代文物一起被发现的。它的出土为我们更进一步研究董其昌的书画、明代王府家庙的供奉习俗及明代的肃王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依据。
这件香包出土时质地柔软，织物纹理清晰，两面所绘诗文书画墨色如新。香包整体外形呈“凸”字形，上端凸出部分长3.5厘米，宽4.5厘米。主体部分长7.5厘米,宽4.5厘米,整体材质为织锦，有五瓣梅状底纹，上端配有提系。内部填充有香料。
香包的两面一面绘有疏枝淡梅，另一面行书题诗文一句，款为“玄宰”二字。历来素有董其昌作品“画落玄宰，书落其昌”之说。历代文人赏梅、画梅，在宋代，诗人林浦更有“梅妻鹤子”的佳话。“历代画梅以王冕为最”，而董其昌的梅花正是继承了王冕的笔墨，“清影疏枝、朵如圆玉”。董其昌画梅花正如其功力深厚的书法用笔，虽香包尺幅所限，寥寥数笔，以侧转之势出枝，用中锋勾勒出圆润的梅瓣，梅与枝均呈静态，自画面右上而出，截出疏枝，以小见大，画外有画。而中国画除形外，更注重神与韵，即诗画合一，所以在香包背题有五言梅花诗文一句：“怜君有丰节，不为岁寒催。”这也正符合了梅花的精神品格。据传董其昌与当时的肃王颇有交情，故赠此诗文香包，而肃王将香包与其他佛教物品供奉于家庙中白衣寺天宫之内，以作镇塔之用。
董其昌(1555-1636)是明代晚期对中国画坛颇有影响的一位大书画家、收藏家。他在绘画上长于山水，亦精水墨小品。一生追求平淡天真的艺术格调。类似于香包之类的水墨小品，他更注重借鉴宋人的简洁、宁静、明亮之意境，追求雅致的效果。尤值一提的是清代繁荣时期的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师以董其昌的书法为宗法习书，并且倍加推崇，每日心捧手追，临写不辍。康熙亲临董书，使满朝王公对董书风靡一时，追逐功名的仕子学董书以为捷径，使得当时董书在清代官场的影响力无人可比。
而香包上的董其昌书法，秀润柔动，飘逸自然。虽不含款识仅为10字，但字字珠玑，且章法空间合理天然，一片天真之意。
来源： 甘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