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石湾出现大型窑场的历史最迟可上溯唐朝。50～70年代先后在佛山石湾和南海奇石发现唐宋窑址，发掘出的均属半陶瓷器，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胎质松弛，属较典型的唐代南方陶器。
汉代以后，由于商业逐渐发达，货币流通量大，铜多用于铸造钱币，铜质日用品大多被陶器替代，陶业于是得以兴盛，也带动了陶艺的长进，制陶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陶器走向市场成为商品。
宋代是陶瓷极盛时期，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推动了陶瓷业的空前发展。从事陶瓷制作的窑场遍布全国，日用陶瓷、建筑园林陶瓷和艺术陶瓷的品种急剧增多，造型、款式日益翻新，因而后世有”唐八百、宋三千”的赞誉。
宋代的釉色品种也远比前代丰富。除传统的黄釉、黑釉、青白釉之外，还创造了彩釉、花釉、窑变釉等。
装饰纹样更为新奇多样，装饰手法更加丰富多采：刻花、划花、印花、绘花、堆贴、浮雕以及运用树叶、剪纸贴饰等等。陶瓷器生产是宋代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生产之一，外销商品中绝大多数是陶瓷器。为适应外销扩大对外贸易，陶瓷业逐渐从内地向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发展。
当时石湾陶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交通便利和陶土比较丰富。官窑水道渐趋淤浅，水运交通中心不得不移至佛山和石湾。佛山与石湾相连，汾江和东平河直通广州，产品运往广州出口十分便利。台湾一带又有陶泥岗沙，取材方便，于是本来就有陶瓷业基础的石湾便很快发展成为岭南重要陶器生产基地。
宋代石湾生产的日用陶器，造型及装饰手法都注入了艺术表现形式，器形饱满、均衡，线条流畅，富有变化，种类也比唐代丰富得多，有魂坛、堆贴瓦檐重叠式矮身陶罐、彩绘花瓶、陶琴等，涉及器皿、文玩、动物、人物等各个陶塑类别。石湾陶器五弦琴，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案头文玩类陶塑的佳作。
宋代石湾陶器的装饰艺术非常重视纹饰。纹样题材广泛，形象丰富，极尽工巧细密，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从石湾宋墓和奇石宋窑中出土的遗物来看，宋代“彩绘花卉颇有写意绘画的笔意，如绘兰草、竹叶，用笔疏朗，情趣盎然”。此外，还有绳纹，弦纹，波浪纹，瓜棱纹，缠枝花卉纹，二方连续纹等。
其中缠枝花卉纹十分精美，花卉蔓草舒展自如，卷曲合度，缠枝的曲、伸、卷、缠都饱含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
石湾地处南国一隅，向以生产日用陶器为主，制陶技艺虽然达到了一定水准，但与北方诸名窑比较，要逊色得多，在宋代陶瓷之林中尚无显著地位。南宋至元，佛山是中原移民的聚居地。他们把北方的陶瓷技艺带到石湾，与石湾原有的制陶技艺相融合，大大地提高了石湾陶器制造水平与艺术水准。因此，则“石湾集宋代各名窑之大成”，定、汝、官、哥、钧诸名窑产品被石湾模仿得维妙维肖，八大瓷系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以及装饰手段也全被石湾消化吸收，从而成为南国”善仿”为特色的名窑，特别是以“广钧”“泥钧”而名闻天下。
作为民窑，石湾一直面向广大民众，因此，陶塑艺术均以实用为原则，并将秀美与实用结合在一起，有着明显的装饰特色。石湾陶塑艺术与建筑的关系尤为密切，为了适应祠堂、庙宇和一些建筑的装饰需要，花盆、鱼缸、花座、花窗、影壁等制作艺术得以发展。为了满足宗教活动需要，石湾大量制作了偶像、门神。石湾后来的观赏、玩赏类陶塑艺术是从实用性很强的准艺术脱胎而来的，所以也带有实用性的痕迹。
石湾许多陶工是宋元官窑和钧窑制造者的直接后裔。因石湾窑是广窑，故又称“广钧”。石湾陶石除仿钧釉外，后来还广泛仿烧其它名窑釉色，如仿哥窑的“冰裂纹”、龙泉窑的“梅子青”、建窑的“鹧鸪斑”、磁州窑的“铁绣花”和汝窑的“玻璃绿”等。
石湾三彩花瓶在施釉工艺中吸收了唐三彩风格。因其质地的差异，烧制温度的不同，所以产生形成了自己粗犷纯朴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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