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要有正大气象

关于正大书风,人常论之,力行求之。至于对正大书风之感见,既要悟化于传统,亦要省思当代。今复观古人论书,体味古人往往将人品与书品关联而释,感叹其“书如其人”的深邃境界,触及当下,心中难免又生所思。其实,以书判人,以人判书,皆以“人正则书正”而导之。“正则直,直则易,易则可至。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以其之理,书法初“求平正”,再“追险绝”,乃“复归平正”,应是自然而然之事。究于古人所书,无论平正,或是险绝,往往笔意端正,透出某种正大气象。唯是由于“人正”也,而“正极奇生”。书法所处当今之社会与文化生态,已然迥异于往昔。书法作为华夏文化中的一部分,已经不单单是观照自身、修身养性的“余事”,更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正途”。书法之笔墨正大,则显示民族之精神正大。并且,正者,于传统也,于坚守也。正大者,于时代气象也,于守正出新也。正大书风必将于民族文化传统中求得时代新风貌,终究归显于正大之时代新气象。而正大书风尤是在当代更应充分体现民族性、文化性、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书法之正大气象首先在于对民族性的彰显。对汉字的书写使书法天然具有着民族特征。不过,书法的民族性并非简单地停留在形式层面,对民族精神的包孕才是书法具有深刻民族性的根本。书法所包孕的民族精神可以通过对于具有独立意义的文本的书写表达出来。而如何选择与文本涵义相适宜的书体,选择写碑或是写帖,则将显现出相异的民族气质与独特的时代气象。碑之或雄浑,或质朴;帖之或蕴藉,或雅致,都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展现与正大气象的映照。书法的民族性品格,亦最终取决于人们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与社会心理熔铸其中。循此,无论是文本内容的选择,或是书写形式的选择,都需要书家自身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体认,对于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及其特征的清晰把握,并力求熔铸于自己的主体精神与情感之中。如此,书法所体现出的民族性必将是正大的。其既有了基于优秀传统的艺术形式,更有了新生的、鲜活的精神内涵。

文化是民族的核心。文化性是书法的基础属性。书法是对汉字的再塑造。书法作为艺术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对汉字的再美化与再文化化。书法与汉字的天然关联,使得文化性成为书法艺术性的基础,同时,儒、道、释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书法内的熔铸亦更为深刻。书法艺术形式成为阴阳构象、中庸之道、自然观念、空灵冲和、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外显。书法艺术当随时代,即要通过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刻熔铸所具有的正大精神气象去引领时代。当代文化的交错性、即时性、不稳定性等,使得人们的心理更易趋于空虚化、落寞化。当代书法发展正在努力彰显文化正脉以引导时代潮流。当然,书法文化正脉的实现,还是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支撑。看来,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势在必行。而当代对于书法的积极推行与大力发展,即为传统文化的当代化提供了良好契机,可以使人们在体道证悟中,陶染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文化与美学精神。

民族文化的无限生命力来自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书法的鲜活生机既要有对民族精神的包孕,亦要有对主体精神的熔铸。而创新性则是其内在要求。古人认为,通古是书法新变的起点。通又有不同的层次。探究古人书法,始在通其技法与形质,更在通其神采与精神意趣的表达,尤须追究其艺术立场形成的文化基础与思想根源。人们常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学识修养,书法更是如此。而至于古人所“学”、所“养”之事,历代对其各有认识与特点,总体呈现出循序渐进、多元扩展、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其中都不免有对于民族文化、生活时代、自然造化、人生况味的理解与感悟,并力求将其与书法创作统一起来,期望能够助益书法发展。书法艺术的良性发展在于守正出新,以古为新。守正即守民族大义,守优秀文化,守传统共性,守时代正气。出新即基于守正而生出并化入书法艺术形质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其是与民族共同精神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个人主体精神和情感,终究形成可让人们共赏的新笔墨、新意境、新境界,展现正大书风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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