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博馆藏南北朝造像看道教造像对佛教造像的吸收与创新

  < 一 >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之一,最初教义主张“大道无形”。《老子想尔注》释:“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道教起初不供奉神像,是受到了佛教造像影响才开始供奉神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南北朝时期道教造像四件,分别是隆绪元年王阿善造像、保定元年老君石造像、保定元年马洛子造老君像、天和四年蔡振虎造老君像。本文将结合这四件作品,分析南北朝时期道教造像对佛教造像的吸收与创新。

  < 二 >  

  隆绪元年王阿善造像

  此造像高27.8厘米,宽27.5厘米,材质为灰色砂石,曾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的私人收藏。陈介祺曾在著作《簠斋藏器目·石刻》中对其进行了详细记载,题为“隆绪元年女官王阿善造像,四面”。此外,黄苗子的《回风宦过眼录·六朝诸家石佛造像》、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都收录了此造像拓片。

  碑阳雕刻两位长髯主尊并坐,蓄发束冠,冠前饰有如意云朵纹样,身着宽衣长袍,身后有三位胁侍。每位主尊后方均衬以半圆形的背光,左侧镌刻有“玉皇士”的字样。

  碑阴分上下两层,上层以减地阳刻技法刻画一童子牵引牛车,车后随一女侍者,其左侧铭文三行“道民女官王阿善、乘车上”。下层分为左右两图,右侧描绘一男子骑马,马头与男子面向左侧,马后一童子持伞盖,图左侧铭文“姪冯毋妨乘马上”。左侧亦刻画一男子骑马,面向右侧,马后一童子持长柄伞盖,图右侧铭文“息冯法兴乘马上”。碑左侧阴刻文字两行“隆绪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女官王阿善造像二驱,愿母子苌为善居”,下方雕刻一卧狮。碑右侧阴刻“忘夫冯阿㯹,忘息冯义显”,下雕刻卧狮。

  发愿文显示此碑纪念三位生者——王阿善、其子冯法兴、侄冯毋妨,以及两位亡者——王阿善之夫冯阿㯹和子冯义显。生者的形象以车马图为表现,而亡者则仅以文字铭记。

  王阿善造像不仅是对亡夫及亡子的纪念,也是为自身及子侄祈求长为善居的功德之作。尽管发愿文中未明确提及供养的二尊主神,但从二主尊蓄须、戴冠的形象以及“道民”二字来看,可以确定是一尊道教造像碑。

  保定元年老君石造像

  此造像高11厘米,宽4.5厘米,厚4厘米,呈长圆形。碑阳上半部雕刻有圆拱形的龛,内中供奉着一尊神像。神像长髯垂胸,头戴形似莲花的束冠,身着道袍,双手拱于身前,姿态庄重,似在站立或跪坐于莲台上。碑下部漫漶。

  保定元年马洛子造老君像

  此造像曾为陈介祺旧藏,在《簠斋藏器目·石刻》中对这件造像有所记载,其中提及:“保定元年道民马落子造玉石老君像。四面又□□通题名。”这表明该造像具有四面雕刻,且每面均有题名,尽管部分内容已不可考。此外,赵之谦的《再补寰宇访碑录》也记录了该造像,其中提到:“道民马洛子皂西王老君象,正书,保定元年四月三日,山东潍县陈氏。”而吴式芬也曾记录此造像的详细信息:“马洛子造老君像记,正书,山东潍县陈氏藏,保定元年四月三日。石出长安。”[1]记载不仅提供了造像的制作时间、地点和收藏者信息,还指出造像的材料来源于长安,即今西安。

  造像碑高26.7厘米,宽11.6厘米,四面各开一龛。碑阳凿有一圆拱形龛,龛楣之上饰以莲瓣,龛内供奉一位老者头戴形似莲花的道冠,身着道袍。左手抚膝,右手捋长髯,双腿垂坐于台座上,两侧各有一位侍者。台座之下有两头守护狮。龛下刻有文字,记载着“息元和息贵摹和□息□”,部分字迹因岁月侵蚀而磨泐不清。碑右开一小龛,尖拱式龛楣,龛内一长髯道者,双手拱手相抱。下有一蓄须戴冠者立像,手持一长茎莲花,其左侧刻有“道民马洛子一心”的字样。碑左侧也开一小龛,与右侧龛相同。下刻一女性立像,手持一支绽放的莲花,高过于顶,右侧刻有“子妻陈阿俗”字样。碑阴部分则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龛内雕刻三位并立的道者,头戴道冠,身着道服,蓄须拱手,下踏莲台。下层则阴刻发愿文六行,内容为:“息女道□□息女江□妃。保定元年四月三日,道民马落子皂(造)西玉老君像一区,上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衣缘眷属,一时成道。”

  由发愿文梳理,此碑表现了供养人八位,包括马洛子及其妻陈阿俗,以及四子:元和、贵摹和另外两位名字部分磨泐的儿子,还有两位名字部分不清的女儿:道□□和江□妃。文中的马洛子和马落子应视为同一人,洛与落通假。碑阳龛内的主要尊像为老君。此碑反映了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道教信仰,马洛子和陈阿俗带领其子女订制雕刻了这座造像碑,以表达对道教的虔诚和对家庭成员的祝福。

  天和四年蔡振虎造老君像

  该造像曾被至德周氏家族珍藏,民国《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中有关于此造像的记录:“至德周氏藏石,拓本高七寸,正书。”至德周氏,即安徽池州建德周氏,是晚清时期文化与商业并重的著名世家,该家族成员中的周叔弢、周进、周志辅、周明泰、周叔迦等均为知名的收藏家。

  此像主尊为老君,头戴道冠,无髯,双腿结跏趺坐,腿上有一凭几,左手抚凭几,右手置凭几上。头后有莲瓣形头光,身后背光装饰火焰纹。左右各站一胁侍道者,双手胸前拱手,身前各一尊小狮。像下刻发愿文“盖真容光廓,超于名言之外,应现垂范乃启旡为之原,道民蔡振虎敬造老君像一区,大周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十二月八日造讫。长子世钦,次子世□,次子世荣,次子世□,女暎娟。”

  发愿文提供了造像完成的具体时间,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十二月八日,列出了造像的供养人——蔡振虎及其子女,“道民”和“老君像”表示这是一尊道教造像,表明了蔡振虎家族对老君的虔诚信仰。

  < 三 >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造像艺术,见证了两教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在这一时期,两种宗教不仅在教义上相互借鉴,更在造像艺术上实现风格与技术的交流,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宗教艺术风格。

  道教造像对佛教元素的吸收

  北朝时期的道教开始逐步依照佛教仪轨创建道教的法像,表现形式(现存)主要以造像碑和石窟为主。道教造像碑在布局结构上,显著地吸纳了佛教造像碑及佛教石窟造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道教造像碑常呈现一主尊与两侧胁侍的构图,这一设计在多件馆藏文物中得到体现。例如,天和四年的老君石造像,其碑阳龛内精心雕刻了一尊老君及两位胁侍;同样,马洛子造像碑的碑阳也刻画了一尊老君与两位胁侍的形象。此外,马洛子造老君像的碑阴上层龛内雕刻三尊并立神像,头戴道冠,身着道服,蓄须拱手,下踏莲台。或为道教三清的早期潜在形态[2],这种三尊主尊并立的形式也应来自同时期佛教造像的三佛并立,均是道教造像在形式上对佛教造像的模仿。

  此外,在道教造像中也可以看到对佛教元素的吸收,如狮子本非中国本土的动物,系佛教造像传自古印度,在王阿善造像中可看到道教造像也使用卧狮作为护法。还有莲花元素的使用,如保定元年马洛子石造像,碑阳的龛楣使用了莲花瓣造型,碑阴的三位并立主尊站立于莲台之上;天和四年蔡振虎造老君石造像,老君的头光也使用了莲花造型。道教造像艺术中,道像的“坐莲台”“穿道靴立于莲台之上”以及“头戴莲花形冠”的造型,明显受到佛教造像中莲花象征意义的影响。佛教中,莲花被视为超然和纯洁的象征,这与道教追求的超脱世俗、清净无染的境界不谋而合。道教对莲花的使用不仅限于造型艺术,还体现在仪式和象征体系中。

  北朝时期的道教造像记在文体上显著地承袭了佛教造像记的影响,不仅延续了其标榜功德、纪念先贤和教化信众的功能,而且通过石刻文字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信徒对于道教教义的深刻理解和虔诚信仰。例如,在保定元年的马洛子造像中,发愿文“上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衣缘眷属,一时成道”,在天和四年的老君石造像中,发愿文“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复愿法界众生有形之类六时成道”,这些表述均借鉴了佛教词汇“七世父母”“一时成佛”“法界众生”和“六时”等。北朝道教造像记在文体上也受到了佛教造像记的影响,如使用赞颂的语言风格,以及在叙述造像事件时,对造像人家族、生平的记述和赞颂。

  道教造像的创新

  早期道教造像受到了佛教艺术一定的影响,此外,道教造像在模仿和借鉴佛教艺术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道教造像通常更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和道德品质,强调“道”的无为和超然。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其造像艺术也逐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

  在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下,道教造像亦吸收并体现了佛像的立体感、服饰的流动感以及面部表情的宁静与超然。然而,道教造像并未止步于模仿,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逐步孕育出独有的艺术风格。道教造像的服饰设计与佛教造像存在显著差异。在佛教造像中,佛像通常身着僧祇支或犍陀罗风格的通肩大衣,而菩萨则多披天衣,佩戴花环或璎珞。相较之下,道教造像则偏好宽袖道袍,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道教特色。例如,王阿善造像碑的主尊身着衣纹密集的宽袖道袍,头戴道冠,与佛教造像中的僧衣袈裟和螺发、花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道教造像艺术在借鉴佛教造像艺术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道教的独特宗教元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道教造像中的法器和手持物,如道冠、麈尾(拂尘)和凭几等,不仅是道教服饰的显著特征,也成了道教神仙形象的重要标识。

  在道教造像中,道冠作为神仙头部的装饰,麈尾作为手持的法器,以及凭几作为神仙的坐具,这些元素在佛教造像中较为罕见,它们共同构成了道教造像独有的视觉语言。例如,在天和四年蔡振虎造老君像中,主尊右手所持的麈尾和身前的凭几。在汉魏六朝的墓葬壁画中,麈尾的形象屡见不鲜,其形态各异,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麈尾的角色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它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品,也成为一种象征名士风度和清淡雅致的器物。文人士大夫在吟诗作赋、畅谈哲理时,常手持麈尾,以此彰显其超脱与修养。麈尾在道教文化中也被赋予了新的宗教意义,最终演化为道教法器。

  < 四 >  

  两种宗教的造像在风格上相互借鉴,佛教造像的宁静与庄严,以及对人体的精确把握,对道教造像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道教造像的飘逸与超脱,也给佛教造像带来了新的艺术灵感。

  在造像技术方面,道教造像也学习佛教造像常使用的精细雕刻技术,如镂空雕刻、高浮雕等,以及使用金属等贵重材料制作道教造像。

  道教造像艺术在吸收佛教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艺术风格,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对话。

  参考文献:

  [1]吴式芬.攈古录[M].北京:中国书店,2011.

  [2]李淞.中国道教美术史:第一卷[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发布者:作者:杨虓,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民艺网 https://www.mjy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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